《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少年张冲六章》

这是一部关于教育、关于人性、关于道德的长篇小说，是典型的中国式文化小说。

小说以少年张冲的成长轨迹为线索，表面看似写一个少年怎样“堕落”成为了一名罪犯，实质透出的是中国式文化及中国式教育对当代孩子的不当影响和干扰。

小说最终张冲的结局发人深思，究竟怎样的教育才能让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中国，少了一味药》

作者于2009年底潜入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并在其中生活了23天，掌握了传销人员的活动规律和大部分窝点的分布情况，并据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协助公安机关捣毁了这个团伙，共解救出157名传销人员。

这本书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纪实文学，书中详细描写了传销人员的生活状况、洗脑的具体程序、传销骗局的种种荒谬理论，并对其危害性做了细致分析，也提出了一些应对传销的策略。

此书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对于打击传销犯罪、帮助传销者脱离困境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生命册》

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

《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而横亘在所有叙事之下的，则是古老乡村沿袭而来的民间故事和传奇。

在这里，民间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已经植入“背着土地行走”的“城里人”的灵魂记忆中，为“城里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的迷茫和困顿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哺和滋养。

《曲终人在》

这是一本官场文学，更是一本人生小说。清河省省长死了，他的家人找周大新给他写传记，于是周大新采访了他“朋友圈”里的26个人，包括妻子、秘书、司机、下属、同僚、发小、情人、商人、知识分子、初恋女友……听他们讲述各自对省长真实的看法，于是就有了这本《曲终人在》。

“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是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的话。他为官一任，履冰涉险。直到他去世，真相才逐渐显现……

《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以其占领者的优越感，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残暴地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达30余万人，在中国人心头和中华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

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文笔大气磅礴，以详尽的事实和一手资料以及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以犀利的拷问促使今天的读者深刻反思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深入思考其历史教训现实意义。

人民文学奖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承载着共和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脚步，闪耀着文学经典的熠熠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