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柳宗元（773-819）于公元805年被贬永州司马，离元结（719-772）在公元763年授道州刺史过永州42年，距公元772年元结离开永州浯溪奉命朝京师染疾而逝33年。此时，囊括永（州）、道（州）二州辖区的潇湘流域，水石优胜之处，大多留有元结勒石为铭的开拓印记，阳华岩、朝阳岩（西岩）、浯溪等地已成为文人雅士寻踪觅迹的热门打卡地。

柳宗元来到永州，滞留十载，必会寻访、观摩、研习前人遗迹，必然颇多感触，受到启发。元结曾“为古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崛起中朝，凡有所作，一杜俪偶，吐弃浮华，拯彼声病，冷然独挺于流俗之中，戛然强攘于已溺之后。”他刻在石头上的那些铭赋、记文，他前卫的创作理念，无疑被柳宗元所认同、接受和借鉴。前人认为，元结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柳宗元在永州高举“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的旗帜，与志趣相投的韩愈一同推动古文运动，并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取得极高的成就，成为“文冠八代”的大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却鲜有碑刻遗存。这不是因为柳宗元没有元结那样“刻铭为志”的热忱与激情，而是因为柳宗元缺少必要的条件。元结的人生历程是“壮岁不获一第”“中间浮沉乱世”“晚岁始达”，其授道州刺史，乃是朝廷命官，一方长吏。他在自己管辖的区域里自己说了算，作客兄弟邻州那也是大受欢迎，待为上宾。柳宗元则是以“少年骤进，中间得罪贬京，谪居悔过”“俟罪非真吏”的戴罪之身来到永州，没有语话权，甚至连基本的行动自由都缺乏。“居是州，恒惴栗。”天天担惊受怕。偶尔徜徉山水，赋诗作文，也只为发泄郁闷、慰藉心灵，哪里敢有“刻铭石上”的想法？

等过了四五年，柳宗元才惊魂稍定，确信朝廷不会再追加罪责。自己作了一些努力，也不见有“复起为人”的希望。他渡过潇水河，发现西山和愚溪（改冉溪而名之）之美，于是卜居于此，放弃幻想，“终甘为永州民”。期间，创作了《永州八记》《愚溪诗序》和《捕蛇者说》等千古名篇。他开始用心经营愚溪，开辟了“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等八愚景观，赋“八愚诗”为记。流风所及，柳宗元自然会将其诗作“纪于溪石上”。只是因为愚溪“幽邃浅狭”，两岸没有很理想的天然崖石可供刻碑，且以彼之力量，又无法延请匠工来完成较大动作的摩崖工程。估计其题刻制作乃率性而为，以致于在漫长的岁月淘洗和历来战火的毁损下，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唯一的例外，是朝阳岩洞口石壁遗存的柳宗元《渔翁》诗刻。此刻正文为六行诗文，行书；署款一行，楷书。原刻无题。署款为：唐柳八愚题，明愚复重模。这里的“柳八愚”应是柳宗元，摹刻者为明人“愚复”，史无记载。据学者考证，清代诗人有名“柳八愚”者，见清张日斑《尊西诗话》；有“张八愚”，见清陆以湉《冷庐杂识》，显然是仰慕柳宗元之名而自称。此外，鲜见柳宗元自署“柳八愚”的文章题款，历代也鲜有别称柳宗元为“柳八愚”者。故此，无法断定所谓“愚复”摹刻的《渔翁》诗真为柳宗元之手迹，或为后世好事者假托也未可知。但从字迹湮灭情状判断，时间久远，当为古刻无疑。

 朝阳岩距愚溪不到三里地，是柳宗元常去流连的地方。一则此地风景甚美，二则前贤留有遗迹。元结在公元766年冬天发现这一景观，创作《朝阳岩铭》刻之岩下，并有《朝阳岩下歌》称羡“水石为娱”的隐逸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居愚溪的柳宗元已经摆脱刚来永州时所感受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千万孤独”的悲苦心境，遂作《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头无心云相逐。”以清丽脱俗的诗意，表明与山水相融的人生追求。这个洒脱的“渔翁”形象，正是柳宗元理想人格的化身。将此原作刻于景地石壁，托之山阿，天人合一，实在是一件让人感动的完美之举。

莫说《渔翁》诗刻是极为珍贵的石刻样本，至少填补了柳宗元作为唐代先锋文学旗手和永州文学灵魂人物之于潇湘摩崖事业的空白。

此外，明代朱袞于正德十六年（1521）书柳宗元《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诗，刻于朝阳岩下洞右侧石壁，行书，十九行，也弥足珍贵。

作者：文紫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