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洪（浏阳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

注：该文缩减版发表于今年核心期刊《文物》

内容摘要：

浏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元“大德二年浏阳州造”铜权，最大能够称重9千克左右。铜权上阴刻的“浏阳州造”四字，既反映出当时元朝较为完备的度量衡管理制度，也深藏着宋末元初浏阳人口的一段变迁史。

浏阳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铜权，铜权高9.7、底座直径4.5厘米，重594克。倒梯形纽，中有一圆孔，鼓腹，束腰，圆形台阶式底座。腹部有“大德二年”“浏阳州造”两组铭文，其中“德”字漫漶不清。馆藏铜权属元代铜权常见的形制，且浏阳称州仅见于元代，而元代年号中以“大”为首字的仅有大德，故此字应为“德”。大德为元成宗年号，大德二年为公元1298年。铭文表明铜权为元大德二年浏阳州铸造。

铜权，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秤砣。山西洪洞县水神庙中的元代壁画《卖鱼图》就清晰地描绘了铜权的功能，只不过画中的权是六面体，这是元代铜权的另外一种形制¹。元代铜权形制基本可分为两种，一种如馆藏铜权所述，鼓腹束腰形。另一种如《卖鱼图》中所示，是六面体形。

目前所存元代度量衡器物中，铜权数量较多，如丘光明先生搜集到出土、传世以及著录的元代铜权就有317件²。这些铜权大部分都有铭文，内容涉及铸造年代、铸造地点、最大称量等方面。在最大称量方面，从发表的资料来看，有十五斤秤、十六斤秤、二十斤秤、二十五斤秤、三十五斤秤、四十五斤秤、五十五斤秤等。 

依据蔡明先生制作的《元代有铭文铜权一览表》³，择取至元至延祐年间（以大德二年为中点，前后各延二三十年）自铭最大称量的铜权，对应其实际重量，整合成上表。

从上表可知，实重越大，基本上最大称量也越大，最大称量为十五、十六斤的铜权，其实重大致在615~640克之间。此外，在辽宁省博物馆藏纪年铜权中，还有两件自铭“一十五斤”铜权，分别是大德十年铜权实重600克，至大元年铜权实重590克。可见，最大称量为十五、十六斤的铜权，其实重约600克。浏阳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权，实重594克，推测其最大称量是十五、十六斤。蔡明先生依据权重推算出元代一斤等于607.2克⁴，据此可估算出这件铜权最大称量为今9千克左右。

铜权上“浏阳州造”四字，说明该铜权制造于浏阳。实际上，铜权的制作标准却不是浏阳定的。元代度量衡器的标准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并颁布实施，铜权的生产受各级地方政府监督管理。 《元典章·刑部》 记载：“令各路总管府验所辖司县街市民间合用斛斗秤度，照依省部元降样制成造。委本路管民达鲁花赤长官较勘相同，印烙讫，发下各处，公私一体行用。常切关防较勘，毋令似前作弊抵换。”⁵可见，元代的铜权标准样式是由“省部”制作的。考虑到元朝户部是“掌天下户口、钱粮、田土之政令”⁶的中央机构，而度量衡制度与之关系密切，这里的“省部”应是中书省的户部。因此，元代度量衡是由户部制造标准器并颁发给各路，各路则依样制造。“浏阳州造”铜权表明，元代铜权的制造并不都由路这个地方一级政权把控，州一级政府也可以制造铜权。实际上，路是铸造铜权的主要地方政权，而部分府、州、县等地方政权也可以铸造铜权⁷。当然，标准器是中央制定的，而且制造还要受路总管府监管。元朝度量衡管理制度之完备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辽宁省博物馆还收藏有一枚元代浏阳铸造的铜权，形制为六面体，上有“元贞元年”、“浏阳县造”等铭文⁸。元贞、大德是元成宗相继使用的两个年号。由这两件元代浏阳铸造的铜权铭文可知，在元贞元年（1295）到大德二年（1298）间，浏阳由县升为州。这与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元史·地理志》记载，浏阳“唐、宋皆为县。元元贞元年，升州”⁹。明嘉靖版《浏阳县志》记载：“元贞乙未年，以户口增多，升为中州。¹⁰”清雍正版《浏阳县志》对于浏阳升县为州原因说得更加具体：“元贞元年，以户口增至万，升县为州。¹¹”可见，在元贞元年（1295），浏阳因为区域内户口达到了万户以上，由县升为州。元朝早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逐渐繁荣，“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¹²。这些都为浏阳户口的增加创造了条件。以至元代浏阳籍的大文豪欧阳玄在《浏阳县官题名记》中记载：“元贞元年乙未，浏阳以县升中州，置达鲁花赤、知州各一员，正五品……在至顺中，奉诏修《皇朝经世大典》，户部以天下版籍来上。因倣南中州户口，惟浏居最。¹³”又《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元贞元年，“升江南平阳等县为州。以户为差，户至四万五万者为下州，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¹⁴。可见，县志上所言浏阳为中州，户数过万，准确的说，应该是户数在五万至十万之间。依据欧阳玄《浏阳县官题名记》中“因倣南中州户口，惟浏居最”来推测，当时浏阳户口可能更靠近十万户。

可谁能想到，在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的时候，“元兵破潭，浏遭歼屠殆尽。奉召招邻县民实其地，则浏受其害酷矣。¹⁵”浏阳从歼屠殆尽到户数过五万，也就是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增长之快令人诧异。究其原因，元朝一统中国后实施的开明政策是其一，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征招周边县的民众来浏阳定居生产生活。元兵破潭（今长沙）之前，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已经率众抵抗三月有余。元军进攻长沙久攻不下时，则在周边杀人立威，掳掠劫杀，无恶不作¹⁶。可以想见，浏阳都歼屠殆尽，浏阳西边离长沙更近的长沙县等地应该亦受害颇深，人口大幅减少。因此，招“邻县民实其地”，邻县民可能更多来自于东侧毗邻浏阳的江西地区。宋金、宋元对峙时期，由于局势混乱，北方大批人士陆续来到南方定居，江东、江西之地，人口渐密。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中指出，“赣、湘境地相接，中无巨山大川之隔……则两宋、元、明，江西人口超越一般平衡线之时，正湖南省草莱初辟之际也”¹⁷。可见，在江西人口渐多，土地日少的情况下，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部分江西人逐渐往湖南迁徙，浏阳的招民政策则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于是众多人迁居浏阳，浏阳由此人口日盛，终成为浏阳升县为州的重要推力。

小小的一枚铜权，折射出元代大德年间较为规范完备的度量衡管理制度，也牵发出浏阳那段深藏岁月中的历史风云。

1 柴泽俊、任毅敏《中国古代建筑——洪洞广胜寺》，第33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 丘光明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第39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3 蔡明《元代铜权的初步研究》，《考古》2013年第6期。

4 同3。

5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第882页，中国书店，1990年。

6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第2126页，中华书局，1976年。

7 同3。

8 都惜青《辽宁省博物馆藏元代纪年铜权考析》，《四川文物》2017年第3期。

9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第1528页，中华书局，1976年。

10 （明）萧敷修、刘以身纂《浏阳县志》卷上《地理志》，第1页，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

11 （清）陈梦文修、方暨谟纂《浏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第1页，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

12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第2352页，中华书局，1976年。

13 （清）陈梦文修、方暨谟纂《浏阳县志》卷四《艺文》，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

14 《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一》，第393页，中华书局，1976年。

15 （清）王汝惺等修、邹悛杰等纂《浏阳县志》卷一三《兵防》，第3页，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

16 谢建国《浏阳移民史研究》（手稿）17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