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写出了一种如梦似幻之美，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日常小事，在作者来都显得相当理想化，颇有几分“君子田”的气象。当然，矛盾也并非不存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作者所用的背景材料中便隐伏着社会矛盾的影子。作者亦不曾讳言他的写作意图是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

《边城》之所以获得极高的文学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应答了从卢梭到马克思等一直在追索的关于人的“族类本性”的问题。俞教授特别强调，要理解《边城》真正的意义，就要从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上，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上，从浪漫美学所追寻的“诗意人生”“本真情感”“人与大自然谐合”这些根本原则上去把握。在边城里，一切充满了“素朴的善”，人物也都是善良的，而这种纯正的“自然人性”正被现代文明、现代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慢慢解体。沈从文敏锐地感觉到了“现代”的威胁，故而创作《边城》，以挽留人类的“神”性，即自然、纯朴的心灵美。

黄老师指出，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只有纳入世界性的“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对峙的历史语境中，方可寻得其真谛。只有在这样的哲学、美学层面上考察，我们才能看出《边城》的不朽之处，也才能理解它何以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也就解答了湘西在世人心中的神秘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