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州古城的前世今生

郦道元 《水经注》 写道：“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是其一焉”。无溪，又称无水 （后称舞水），从贵州福泉县罗柳塘出发，一路逶迤，沿途所过，留下数个山谷与盆地，进入沅州后，地势越发开阔，形成一个平坦而肥沃的平原。沅州古城便坐落在这个平原上。

古时，因自然条件和战争所致，人烟稀少，像样的城池不多，城池里的住户很少，人口滋生也相当缓慢。据《沅州府志》记载：康熙三十五年，沅州府（包含今芷江、黔阳、麻阳、玉屏一部分区域）只有52483户329072人。由此可以想象古城的规模。

沅洲古城大约形成于宋朝熙宁年间，它的形成还得从历史上有名的马楚政权说起。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迭起，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居住在五溪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便乘机想方设法脱离朝廷的统治，他们赶走朝庭官员，自封刺史，你争我夺，独霸一方。几经争夺，沅州成为马楚政权的势力范围。后晋天福四年（939年），自封溪州刺史的彭士愁，不满马楚政权的统治，率领溪州、懿州（即沅州）、锦州 （今麻阳） 三州边民一万余人于楚辰、澧州一带起兵，焚杀抢掠，攻城掠寨，这可激怒了当时的楚王马希范。马希范是楚王马殷的四子，马希声之弟，与马希声同年同月同日生。马希声病死后继位。马希范很会做诗，但是也非常奢侈，其妻彭夫人去世后，更是纵情声色，饮宴无度。据说，马希范兴建的天策府，门户槛杆都用金玉装饰，连涂抹墙壁的丹砂也用了数十万斤，常与子弟及部属在内地游玩宴会。原本湖广多产金银，贩卖茶叶的利润更是丰厚，十分富庶，但是在他无节制的挥霍下所剩无几。为维持他奢侈的生活，只好向百姓加税，又卖官鬻爵，规定捐钱可赎罪刑。百姓因之困苦不堪，法纪混乱。彭士愁的反叛原因也籍于此。马希范生活虽奢侈，但绝非平庸之辈。九月，他突然带领军队夜袭彭士愁驻扎在懿州（沅州）的营寨。因事发突然，彭部毫无防范，仓惶应战，死伤无数，慌乱之中，彭士愁只得率领残部逃入明山一带，凭借山高林密，总算保住一条小命。第二年，彭士愁因为士兵死伤过半，无力再战，只得令他的儿子彭师皓与楚王马希范罢兵言和，订立盟约，并刻铜柱于溪州。它就是有名的“溪州铜柱”。这个铜柱写明：楚王不得在彭士愁所管诸州任意征收赋税，抽派差役，诱逃人户和任意兴兵讨伐等。盟约订立后，因那时的沅州处于彭士愁的管辖范围，享有优惠政策，为了逃避繁重的税赋，不少人家拖儿携女，爬山涉水，纷纷在沅州沿河一带安家落户。沅州两岸地势开阔，土壤肥沃，居住的人家较多，开始形成了一个个小村落，散布在沿河两岸。

北宋初年，朝廷使用怀柔手段，对西南地区建立羁縻州，实行土官统治和荒服免征等优惠政策。其时，田姓已发展成为沅州的大姓，田姓一族倚仗雄浑的财力和众多的族人成为沅州一带的首领。

宋熙宁元年 （1068），随着国力的增强，宋朝统治者对西南边民的政策有所改变，实行怀柔和剿伐兼施的政策，强令沅水上游各羁縻州苗峒 （侗）酋首归附朝廷。荆湖北路南江地域的边民首领向永晤、舒光银，迫于宋廷威势，以所据之州地称臣投降。但懿州（后沅州）的首领田元猛不愿依附于朝廷。朝廷于是派左侍禁李资及张竑前往懿州招谕，李、张二人以为自己是朝廷命官，高高在上，态度骄横，对田元猛冷嘲热讽。田元猛的一个部属忍不住了，他本是生长在草野之间的山民，吃软不吃硬，哪里受得了他们的态度，一怒之下，斩杀李、张二人。消息传来，朝野震惊。时任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蛮事”的中正官章惇调集大军，分三路进攻懿州，田元猛率领部众奋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后为官兵所破，峒民死伤惨烈。

章惇在平定田元猛势力后，向宋神宗建议，在懿州设府筑城，并改名沅州。宋神宗下诏依允。1074年冬月，沅州平原的筑城行动开始了，先筑临近舞水的西城墙，然后又筑东、南、北三面城墙。于是，一个土筑的沅州城出现了。当时的沅州城很小，城内稀稀拉拉地居住着几十户人家。这几十户人家在沅州城里繁衍生息。南宋时期，高宗初年，沅州知州汪长源筑东、南、北瓮城。此后，沅州知州方公辅和林挺二人相继增筑封闭墙垣。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幼时玩伴、开国功臣周德兴被封为江夏侯。洪武六年，慈利边民首领覃垕叛乱，长沙、洞庭湖一带的苗民也蠢蠢欲动。朱元璋任命周德兴为征南将军，率领军队平乱。周德兴奉命出征，他路过沅州，南征北战多年的他觉得沅州城作为守城太小，又命手下将沅州城向东、南、北三面拓宽两里。于是，沅州城的住户达到了六百余户。

明弘治九年 （1496），副使顾源 （资料不详，疑为镇远侯顾成之孙子顾溥）在沅州城的东南西北方面建城楼四座，东南方面的城楼名“澄霁”，西南名“筹边”，东北名“秀水”，西北名“威远”。此外，他还在北、东、南三面开壕积水，形成护城河。

明嘉靖三十二年，五省总督冯岳加固沅州城，“尽撤旧贯，表里垒以甓石，周袤一千三十五丈，戍楼雉堞，绵属周遭”。

清乾隆六年（1741），知府朱炎带着芷江知县袁守定修补沅州城破旧的地方。

清乾隆十八年（1753）夏天，知府塘珠与芷江知县王云万修缮沅州城。经过多次修整，此时的沅州古城将原城拓宽2里许。整修后的沅州城，“东西广一里有奇，南北袤二里有奇，周五里有奇，高丈三尺，厚一丈五尺，雉堞七百三十有六，马道宽九尺，长如其周之数”。东西南北四城门上各有楼有表，“东曰东来紫气，西曰西楚咽喉，南曰南天锁钥，北曰北斗平临”，东南北又各有瓮城(城门外小城)。东南角有水门，称“水东门”，北门外河水汇流处，建有石暾、石驳岸83丈(27.7米)，高1丈6尺(5.3米)，厚6尺(2米)，“以杀水势”，从而成为当时湖南境内高大坚实的城垣之一。

清末民初，虽几经沧桑，但城垣依然。抗日战争期间，民国28年，国党军政当局以“免资敌用”为由，命令拆除古城墙。县政府组织拆除城堡工程委员会分配征调各乡拆城墙民工万余名。其时，先后有驻芷的鄂湘川黔缓靖公署副官处、宪兵司令部军需处、中国农民银行芷江办事处等单位及县内一些士绅，以北水东门两处及沿沅水至桥头口一段城墙有防避水灾作用，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城墙之下建有防空洞等等为由，要求保留。后来县党部又以“暂将南门口一带与军事有关之冲要地点先行拆除，其余缓拆”的请求转请鄂湘川黔缓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向省政府请示，终是得到省府许可。但到民国30年时，除东、西、北三城们及水东门四处保留较为完整外，四座城楼，所有雉堞(炮眼)、南城门及南面城墙被全部拆除，西面城墙也已拆得七零八落。1968年冬，芷江至木叶溪公路动工修建，西面及西城门被全部拆除修成沿河路，后随着县城建设的发展，东、北二城门及城墙相继全部拆除。从此，历经千年的沅州古城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