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村寨

“以马田鼓楼、芋头侗寨古建筑群、廻龙桥为主体，以百里侗乡风雨桥、侗族风情为主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备了足够的条件。”这是2002年7月，时任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教授等一行专家考察通道侗族自治县民族古建筑时出具了的考察评述；并建议：“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按照有关程序上报国务院。” 2012年，国家文物局进行新一轮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调整，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河流域的芋头、高步、坪坦等6个侗族村寨，与湖南绥宁、贵州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共25个侗族村寨一并被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2019年4月，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湘桂黔三省（区）四市、六县100余位专家学者，在通道召开了“2019·中国侗族村寨联合申遗推进会暨中国侗族村寨遗产价值论证会”，确定中国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核心价值为：“侗族人民在相对封闭和艰苦的山地河谷环境中，形成了以‘款’为模式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萨’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并在其影响下长期稳定发展，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紧密融合的社会形态。” 此核心价值概述，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一个从远古走来的民族，开创了和谐文脉渊源

侗家待客最高礼节、盛大的合拢宴

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侗族的迁徙发展史，堪称是一部书写于苍茫大地，卷帙浩繁的恢宏迁徙史诗。在不断迁徙跋涉的过程中，侗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与文明。现今，在侗族聚居地，仍然留存有原古文明的底蕴厚重的文化遗产。

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湖南西南山区这片茫茫森林覆盖的崇山峻岭中，就已繁衍生息包括侗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土著先民，留下了人类活动的不少痕迹。据考证，距通道县城10千米的万佛山镇下乡村北，存有一处面积3.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截面0.4～1米，且暴露有灰坑及红烧土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大荒遗址。经专家考古发掘，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器14件及其他器具残片。

侗族发展历史上，曾经发生三次大的迁徙。其一是据文献记载，早在秦代以前，今梧州地区已有越人，名曰“西呕”。秦汉后，汉王朝势力日益长驱伸入，大量徙人移居岭南。秦始皇南征百越时，由于战乱，侗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迁徙。其二，据杨再思族谱载：政权公，思公九子，镇潭溪九保，宣谕司之职，寿50岁（包括贵州黎平在内的广大侗族地区是在“潭溪九保战乱”之后迁入）。由于人口不断繁衍，耕地稀少，侗族的祖先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而另择安身立命之地——在“潭溪九保”落脚。谁料好景不长，因水灾和火灾，造成团体间的纷争继而演变成战争。最后，以祖公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以后，“祖公上河，祖婆上滩”，进行长途迁徙，至都柳江一带的深山老林定居，继而进行族内居住地分配。其三是明初吴冕起义时，大量侗民随军迁徙。起义失败后，败军及其随属四处流散，形成一次大的迁徙。

经过数代的繁衍发展，又产生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又一次面临分散迁徙。这次的迁徙，以都柳江为中心，向四周部分分散迁徙。在《侗族史诗——起源之歌·祖公上河》的第三卷（三）“祖公落寨”，罗列了31处定居点共l00多个侗寨。其中大部分在广西的三江、龙胜。涉及到通道的有双江、黄柏、杆子、吉利、黄土、坪坦、高步、高团、阳烂、上粟（今团头）、下粟（今文坡村属）、播阳二黄、独坡八寨、梓坛、中步、路塘、蒲头、都垒、芙蓉、金殿共28个侗寨，沿袭至今。

195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以通道侗族聚居为中心，从广西、贵州、湖南的绥宁辖区调整部分少数民族集聚区，成立通道侗族自治县。

侗族，经过上千年的迁徙游离，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条件下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固态且受族群认可的特有文化体系，奠定了侗族族群内部的自我治理，及其与族群外部之间的社会关联的历史基础。这些文化遗产的形成，涵盖了侗族在自我治理和日常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可多得的人类文化遗产和社会学、民族发展历史的史料佐证。

侗族，形成特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侗族社会组织形式由户、族、寨、村；小款、大款、大款联合的组织体系所组成。侗族社会内部管理，形成以“款”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侗款”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指侗族社会特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款”组织有一系列类似法律性质的“款规”“款约”及“约法款”，联合形成侗族的习惯法。二是指以“款约”为核心所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款词”。“款词”有歌颂英雄人物，再现侗族社会历史变迁，还有关于祖先崇拜、道德规范、政治、军事、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等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容。

“款”是侗族的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结构，是通过盟誓、约法形成的集政务、经济、律法、军事于一体的联盟。侗族社会的“款”组织形态，既不同于国家组织，也不像部落联盟，而是一种民间性的自治联防组织。

由于侗族没有专属的民族文字，“款”的主要传承方式有：通过讲“款”口头背诵、借助汉文书面传抄和石刻碑文。“款约”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民族起源、区域划分、宗教崇拜、道德规范、家庭伦理、行为约束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侗款，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过积累、完善，不断丰富了它的活动内容，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在“款”的约束下，侗族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群居而和谐的生活模式，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不同民族之间、族群之间、村寨之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独特文化形态，形成了和谐社会的文脉渊源。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国家级非遗项目 侗锦织造技艺

《旧唐书·南平僚传》记载：“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平阑’。”《贵州阁经新志·黎平府·风俗》中记载：“峒人（侗人），其所住房，用竹为阁，或板为之。”侗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侗族建筑、碑刻碑记、古井古道等。侗族建筑尤其以鼓楼、风雨桥、吊脚楼、寨门为代表。其中列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侗族村寨6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个，入列“中国传统村落的侗族村寨”28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3处；列为“最美少数民族村寨”8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侗锦织造技艺、侗戏、芦笙制作、木构建筑工艺制造等，有市以上非物质文化传承人80余人，乡村文化文艺团体200余个。

侗族建筑，从“依树积木”到“雕梁画栋”，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在原古时期，侗族先民的居住区森林茂密，常有猛兽出没。为了规避伤害，人们不得已依据树木的自然形态，以木架积，枝叶遮挡，采取模仿鸟筑巢窝的方式垒巢居住，建立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所。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依树积木”的“巢居”时期，也是侗族木建筑的初始启蒙。

遗产区内完整保存侗族传统习俗文化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技能的不断提高，侗族先民由巢居树林走向沼泽、溪河、盆地。他们用石头在平地筑高台，在沼泽处打木桩，再在高台或木桩上构筑木楼或竹楼，成为侗族先民最早的楼式建筑，称为“干栏式”建筑。为求生活方便，侗民们又在“干栏式”民居的基础上将二层的木枋向外延伸，枋外端穿上不落地的柱子，楼上便有了过道。形成流传至今的“吊脚楼”模式。

侗族建筑由简单、实用的“干栏式”建筑，不断向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综合性“吊脚楼”发展。同时，根据生产、娱乐、信仰、休闲、交通等方面的需要，寨门、鼓楼、风雨桥、萨坛、庙宇等公共建筑应运而生，直至成为当今世人叹为观止的精美建筑艺术。

侗族的生活习惯以群居而著称。通道境内现存50户以上的侗族村寨就多达170余处，均具有极高的文化遗产价值。2012年，坪坦河流域6个侗族村寨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后，通道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任顾问，县长任组长，四大家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常设机构，并专门成立了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委、政府将申遗办主要职能核定为：制定民族文化村寨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规划，并付诸实施；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与监测；宣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相关知识；挖掘、整理、研究民族文化；与相关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合作，对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行研究、归纳、提炼，将文化核心价值归纳为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相关标准；承担县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布置的重点工作；承担中国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常工作；筹备湖南侗族博物馆文物征集工作。

申遗办成立后，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在遗产地保护、遗产监测、宣传、民居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遗产地村民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加上现代社会文化、经贸、互联网等信息交流日趋加剧，外来文化对本土民族文化的异化程度不断加速，给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造成较大的困难，给新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调整新的工作思路，契合乡村振兴新的要求显得尤为迫切。

近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湖南省委将“湖南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写进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连续多年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将“侗族村寨申遗”工作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府工作重点；湖南省下拨申遗工作及文保资金5000余万元，政府整合其他专项资金近4亿元，实施了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地质灾害避让、道路交通及民宿建设避让工程、申遗侗寨观景台及监测点建设、溪河水体整治、三边绿化、消防、湖南侗族博物馆等一批项目。目前，已经修缮了侗寨古建筑群、风雨桥群、寨门、萨坛、古驿道等文物遗存121处；300余栋民居完成了侗族建筑风貌修缮。通过人大立法，出台了《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文化村寨保护条例》等法规；建立了县、乡、村三级专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组织机构；编制完成“湖南侗族文化音像资料库”，出版发行“侗族文化价值研究集成丛书”20余套；成立侗族村寨义务消防队、侗族村寨风貌保护民间协会等自治组织；各团体协会将侗族村寨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融入侗族“款约”文化和村规民约，做到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深入人心。

文化与时代脉络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芋头侗寨“讲款”活动

侗族人民在横跨数十朝，上下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本民族特有的灿烂文明。特别是侗族人民独创的“款”文化自我治理体系，给侗族人民带来了较长时期的童叟无欺，族群无争的安居乐业的局面，直至沿袭至今。据统计，在通道坪坦河流域的百里侗文化长廊，已接近50年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也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这种现象，在其他侗族聚集区也不胜枚举。

古老的社会治理体系，使生活在边远山区，远离国家法治体系管理状态下的侗族人民，长期得以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框架下，民族文化形成的治理体系，是一条村民自治，乡村自我治理的有效途径。

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治理下，侗族人民将长期形成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明自觉，转化为现代法制文明的村民自治，是积极有效的；古老的“款约”文化，脱胎为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下的“村规民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补充。

2014年以来，县委、政府响应党中央号召，致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依托通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千百年来形成的淳朴民风、民俗，做出“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产业强县”的发展战略。近十年来，政府投资教育、危房改造、易地搬迁、基础设施、安全饮水、村级产业、电网改造、民生实事、美丽乡村建设等资金近100亿元，惠及侗乡24万人民。在大投入的背景下，通道人居环境，文化生活，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中，通道依托特有的民俗、民风和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县委、政府注重发挥群众娱乐文化参与的积极性，致力于将民族文化资源变成人们的文化需求、文化IP、再到文化产业的转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20年，全年文化旅游共接待游客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32.8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得益于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心帮助，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才得以传承与弘扬。在文化自信理念的驱使下，侗乡人民的乡村治理实现了“文化包容、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崭新面貌。

申遗侗寨之——高步侗寨

如今，美丽的侗乡，被人们誉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歌舞升平”的文明之乡，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全面乡村振兴阔步迈进。

撰文：杨庆生、林良斌、杨广浩、吴景军

摄影：吴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