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6日，向警予返沪途中在长沙得知二哥病逝的噩耗，如遭雷击，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深感对不起二哥，对不起父母和家中亲友。思忖再三，她强忍悲痛写信给父母亲：“儿此次远行，在常人眼光看来本属不近人情，盖居家未满三月，又值二哥性命危笃之际，唉!我这样匆匆究竟为什么？”，她禀告父母，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对国家对两亲对兄弟对自身的唯一光明唯一希望”，请求双亲原谅，家书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她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贞和忍痛割舍亲情的非凡毅力。一边是革命大业,一边是家庭亲情,两者不能兼顾,她依然选择了革命的事业,这一别,就再也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