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湘廉吏群体与湖湘精神

提要：

湖湘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底蕴深厚，具有非常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孕育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兼容并蓄的湖湘精神。

在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一个独特的湖湘廉吏群体：从“待人不计私仇，为官不存私心”的蒋琬、不阿权贵的“江左之秀”罗含，到“官清赢得梦魂安”的周敦颐、抱死抗元赴国难的李芾，再到直言敢谏的“绣衣御史”范辂、“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的左宗棠、“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的彭玉麟……他们既是湖湘精神的践行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在与奸邪势力、腐败分子的斗争中，在长期而复杂的为官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宝贵品质和崇高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和湖湘精神的内涵，他们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了卓著的政绩，更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通过总结湖湘廉吏群体的伦理品格、人文精神、治世特点，阐述湖湘廉吏群体与湖湘精神的关系，追溯湖湘廉文化的源头和内核，以传承和弘扬湖湘廉吏精神，借古鉴今，以史资政，为当下提供有益借鉴。

关于“廉”与“廉吏”

从词义来看，“廉”的最初含义与建筑物有关，《说文解字》中说：“廉，庂也。”“庂”同“仄”，是“仄”的异体字，意思是指人侧身在山崖洞穴中，受到阻力限制。汉代经学家郑玄注释说：“侧边曰廉”。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朱骏声进一步解释为：“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堂屋的侧边，特点是平直、狭窄、有棱角，因此“廉”被引申为“刚直、品行端正”的意思。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说，“廉，清也”，将“廉”引申解释为“清廉、廉洁”。现代汉语系统中用“廉”来比喻人的品行方正，有操守，“廉”的意思引申为：清白、正直、公平、俭约、方正、高洁、明察。

据考证，“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屈原的《楚辞·招魂》中，其文曰：“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意思是：不接受他人馈赠的财物，不让自己的人品受到玷污，就是廉洁。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称之为“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在“四维”中，尤其以“廉耻”最为重要。

所谓“廉吏”，泛指清廉守正的官吏。从狭义上讲，在中国古代，官和吏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界限，官指有品级的朝廷命官，吏通常指服务于官员的无品级的公务人员。在这里，我们取广义上的含义。《周礼•天官•小宰》就提出了考察“群吏之治”的六个标准：一曰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曰廉敬，指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四曰廉正，指不倾邪，品行方正；五曰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曰廉辨，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其重要职责就是评判官员是否能做到“善、能、敬、正、法、辨”，“六廉”成为考察群吏政绩，裁判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晏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廉政”概念的人，《晏子春秋·问下》中说：“景公问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晏子春秋·内篇》称，“廉者，政之本也。”《史记·滑稽列传》中提到，“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明确提出“廉吏”的概念，并将“廉吏”与“贪官”相对。《周礼》中关于“廉”的评价标准，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中国古代将“廉”作为重要的政治规范，并将其作为官员的行为规范和官德的基本要求。

《史记·循吏列传》中将循吏定义为“奉职循理”的官员，历代官修史书中有《循吏传》《良吏传》。但本文以“廉吏”作为以廉洁、廉正、廉明、廉能为本质特点和精神内核的这一类官员的统称，主要指具有以民为本、勤政爱民、公而忘私、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崇尚节俭、正身律己等品格的官吏。

湖湘廉吏群体与湖湘精神

湖湘廉文化是中华廉文化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湖湘文化孕育出来的特色鲜明的廉政文化。研究湖湘廉吏群体，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湖湘精神的培育者、践行者和传承者。正是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赋予了他们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湖湘文化中的“廉洁”基因

湖湘文化发轫于远古时期的炎帝和舜帝时期，成熟于两宋时期，兴盛于民族危亡的近现代，在今天，更有新的时代内涵。

炎帝神农氏因为民治病尝百草，误食毒草而亡，“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是曰炎陵。”舜帝选贤任能，厚德扬善，推行教化，巡守四方，《史记》记载他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即今湖南永州宁远县的九嶷山。可以说，炎帝神农氏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开拓者，舜帝则是中华道德文化的奠基人，他们也是湖湘文化的发轫者，对湖湘大地的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屈原的志洁行廉精神和周敦颐的爱莲思想，是湖湘廉文化两大源头活水。屈原生在楚国丹阳，但大量作品创作在流放沅湘流域期间，最后在汨罗江投江殉国，他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奋斗不息的求索精神，忧国爱民的为民情怀，共同构成了湖湘廉文化的精神源头。屈原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廉政思想倡导者，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为民情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信仰，“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节情操，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廉吏。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周敦颐不但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更是湖湘廉文化的重要开拓者。他在《爱莲说》中写下了千古名句：“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周敦颐以莲喻己，表达了自己不同流合污、洁身自爱的精神追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成为后世众多为官者和士子对个人修养、为人处世的理想追求。周敦颐的爱莲思想与屈原的志洁行廉精神一脉相承，二者共同构成了湖湘文化中代代相传的“廉洁”基因。另外，周敦颐提出了为官要“拙”和“诚”的理念，“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诚者，圣人之本”，意思是：投机取巧的人张扬夸张，挖空心思，机关算尽，往往灾祸伤身；质朴的人少言务实，不因公害私，以德服人，奉公守法，往往平安吉祥。君子要以诚为本，去私欲，立公心。

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是湖湘文化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上承两宋湖湘学统，下启清及近代湘学源流，他所倡导的力行致用、知行合一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建构与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美国著名学者裴士锋称赞王夫之是湖南人的精神领袖，已故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称王夫之是“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担当，有力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他在《读通鉴论》中提出为官者首要的是要心清正，“洁己先要心清，吾性之清，不受物之浊”，只有这样，才能不会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蒙蔽。从政者要做到“廉以洁己，慈以爱民”，以民为本，宽以养民。他强调官德是廉政的基本内容，要知廉耻，知敬畏。王夫之博大精神的思想学说，以及他始终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对后来的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湖湘精英的崛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湖湘精神的践行者

湖湘精神是在扬越南蛮文化与楚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和移民文化而形成的，“地气刚毅，民风彪悍”的南蛮气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精神，与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开放进取、兼收并蓄的移民精神相融合，共同孕育了湖南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北宋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大量外来人才涌入湖湘地区，各地普遍建设书院，培养了大批本土人才。到南宋时，形成了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理学大师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倡导经世致用、求仁履实。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书院中的杰出代表，在湖湘极具影响力，其“学以致用、注重践履”的学风影响了大批湖湘学子。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在国家危亡关头，湖南人确实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句话。到现代，人们经常用“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和“扎硬寨，打硬仗”来形容湖南人的精神。

湖湘廉吏群体中，大部分人都生长于湖南这片热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自然受到湖湘文化的浸润，让他们自觉成为湖湘精神的践行者。他们中有的人品行高洁，誓不与奸臣为伍，甚至不惜以死来揭露丑恶；有的人两袖清风，安于清贫，甚至去世时无钱安葬；有的人勤政为民，恤民爱民，宁愿罢官也不同意私自向百姓加赋税，甚至卖掉家产用于救灾济民、兴办教育；有的人正气血性，敢于担当，即使外敌兵临城下，也慷慨赴任，孤军抵抗，宁死不降；有的人秉公执法，以辞官抗争要公正判决，对皇亲国戚也毫不留情；有的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明知会引祸上身，也要直言敢谏；有的人公私分明，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不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有的人淡泊名利，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一生数次辞官……

可以说，湖湘廉吏群体既是湖湘精神的创造者、培育者，又是湖湘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湖湘廉吏群体中，很多人既是官员，又是学者；或以学入仕，或以才能被举荐，或荫补入仕，均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以儒家思想处理政务、治理国家的同时，还自觉担负起了弘扬廉政文化的重任。

“廉”作为“清正、廉洁、不贪污”之义，在《道德经》里就出现过，老子说，“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里以“廉而不刿”形容圣人之治，倡导廉洁治政。老子所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去甚去奢、尚慈崇俭”的思想，对后世为官者影响深远。

“廉者，政之本也。”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崇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最高标准则是“内圣外王”，这被中国古代士大夫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意思是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内圣外王”实际上是儒家的一种处世哲学，追求道德修养的崇高境界，同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德”。孔子说：“仁者爱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孟子则明确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湖湘廉吏群体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政爱民”“民惟邦本”“廉洁自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廉政文化基因已浸入了血液，渗入了骨髓，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成为了他们毕生的追求。

湖湘廉吏群体的特征

历史上的湖湘廉吏群体，之所以受百姓爱戴、受后人敬仰，关键在于他们具有诸多宝贵品质和人格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廉吏”的范畴。本文深入分析研究湖湘廉吏群体，归纳出他们具有不同流合污、心忧天下、公而忘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刚正不阿、经世致用、节俭自律等八个方面的显著特征。这些宝贵品质，已经融入湖湘文化的基因中，成为了湖湘精神的一部分。

1、不同流合污的高洁节操

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是湖湘廉吏群体的一个突出特征。面对楚国奸臣当道的政局和秦军逼迫下日益危急的国势，屈原失望至极，自沉汨罗江，“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愿“以皓皓之日，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周敦颐曾巡按端州，端州因盛产端砚而出名，北宋时被列为贡品，各级官吏纷纷巧取豪夺，从中牟利，而周敦颐并未参与“豪夺”，他上奏朝廷颁布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毋得过二枚”，贪风顿息。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官场，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却一生坚持“不要官、不要钱、不要命”，不慕名利，不治私产，不愿居高位，只愿为国为民做实事，坚持“以寒士始，以寒士归”。

2、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湖湘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国情怀是几千年来扎根在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精神支柱，是植根于湖湘廉吏群体血脉中的文化传基因，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正气爱国和拳拳报国。当元军大举南侵，李芾临危受命，冒死赴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率三千壮士奋起开展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坚守城池四个月之久，重创元军，最终因孤立无援，城破后举家自尽。悲壮的潭州保卫战虽然失败了，但李芾的精神和气节，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左宗棠在穷困落榜时，写下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千古名句，面对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67岁高龄的他力排众议，历经艰辛，舆榇出征，最终收复新疆和伊犁地区。

3、公而忘私的为官典范

公生明，廉生威。《淮南子·修务训》中说：“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明代有句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蜀相蒋琬不泄私愤，不计私仇，下属说他坏话，他并不治罪和借机报复，甚至还替政敌说情；他把尚书令的职位让给费祎，使蜀汉政权平稳过渡。唐朝刘瞻贵为宰相，所得俸禄皆用救贫济困，租住旧宅，家无积蓄，一家人竟靠咸菜稀饭度日，为救三百无辜性命，不顾自身安危，冒死进谏被罢相位，遭贬到距长安万里之遥的驩州（今越南义安一带）也不后悔。

4、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

清廉是中国历代推崇的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湘廉吏群体的最本色特征。“大明管家” 夏原吉掌管户部达27年之久，他将行贿之财物挂在自家屋檐下，令求情者望而生畏，因劝阻朱棣北征蒙古被抄家时，家里仅有书籍和布衣瓦器，令朱棣也十分震惊，被誉为“布衣尚书”。李东阳为官三朝，进入内阁辅政18年，致仕后却一度靠替别人题字写诗补贴家用，去世后靠门生故友捐款集资才得以下葬。

5、勤政为民的官德根本

《尚书》中说“民惟邦本”，《左传》提出“恤民为德”。《荀子·王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些都是在告诫为政者必须体察民情、关注民生，这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永州期间，柳宗元提出了“任于利民，利安元元”和“吏为民役，民可黜罚”的廉政思想，他认为地方官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奴役百姓的。“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句古代最有名的“官箴”，亦是陈鹏年一生的追求和真实写照，他将这三个大字贴在书房作为座右铭以自励。康熙皇帝南巡时，身为江宁知府的他，坚决反对两江总督阿山提出的加税以用于南巡所用开销，他表示“吾官可罢，民赋不可增也”。后被阿山诬陷入狱，江宁商民“呼号罢市”、士子罢考、百姓要求入狱“陪监”。康熙皇帝将其免罪后，出狱当晚，江宁百姓自发持火把夹道欢迎，使他“去来夜明如昼”。陈鹏年用“清、慎、勤”回馈了百姓的信任，任河道总督时积劳成疾，病逝于黄河堤工所内。

6、刚正不阿的处事原则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廉之本，廉是正之基。刚直无私，一身正气，是湖湘廉吏群体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南宋胡颖秉公执法，宋理宗的弟弟荣王涉案，他连皇帝的情面都不给，依律从重判决荣王府涉案的12人死刑，并纠劾荣王纵容之罪，震惊朝野。明朝后期朝纲紊乱，宦官专权，满朝荐勇斗作恶多端的税监梁永，冒死直谏得罪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入狱7年，其两次削职为民，展现了匡扶正义、维护法纪的铮铮铁骨。

7、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湖湘学派所倡导的“经邦济世”和“知行合一”，孕育了“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特别是王夫之将理学经世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刻影响了近代湖湘精英。一大批湖湘精英不仅“廉”，而且“能”。陶澍是清代湖湘经世致用派的领袖，他在改革盐政、改良漕运、创办海运、兴修水利等方面政绩卓著，使两江地区“百政俱兴”，成为全国人才荟萃之地、经济富裕之地，被道光皇帝誉为“干国良臣”。作为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者，曾国藩创建湘军，率先发起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大型军工厂，促成了近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左宗棠筹办马尾船厂和船政学堂，创办兰州制造局，收复新疆，抗击法军；胡林翼通过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办厘金，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为“天下第一富强之省”；郭嵩焘成为首位驻英法公使，成为中国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8、节俭自律的个人修养

“唯俭可以养廉。”“自省、克己、慎独、宽人”是儒家对道德自律的追求。曾国藩堪称修身律己的典范，他坚持记日记，一日三省，对自己要求十分严苛；虽为封疆大吏，对生活十分节俭，家人帮他缝制的青缎马褂竟然穿了30年，两江总督府后院，经常能看到总督夫人带领女眷纺纱织布、缝衣纳鞋的场景。曾国藩发誓“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左宗棠坚持“非宴客不用海菜”，平时多穿普通的棉衣布袍，他在磨破的衣袖外加层袖套继续穿，被人称为“宫保袖”。他任巡抚、总督23年之久，大部分廉俸都用于赈灾济民、兴办教育、购买军火、抚恤下属等，对家人却极为“苛刻”，每年仅寄200两银子给家人作开支。    

湖湘廉吏群体对当下的启示

一部廉吏史，亦是一部反贪史，是清廉与腐败的博弈史，更是正与邪的斗争史。历史上的湖湘廉吏之所以受人爱戴，其事迹被人传诵，不单是他们各有卓著的政绩、可贵的人格修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忱之心，一种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所以历史永远铭记他们，人们永远怀念他们，这正好与那些生前死后受人唾骂的贪官、庸官、昏官形成鲜明对比。当然，由于受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他们中有些人物的行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问题，有些思想属于封建糟粕，有些行为带有明显的历史和阶级局限，应当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们要把继承湖湘廉吏的优秀廉政思想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区别开来，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量，而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是永恒的，犹如黑夜中的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纵观我国历史，国家强大、政治清明、社会繁荣、民心稳定的治世，都与从严治吏分不开，都离不开一批批廉吏能吏的前赴后继。湖湘廉吏的精神品格和不少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继承和发扬，挖掘湖湘廉吏群体的精神品质，解读湖湘廉文化的内涵特质，对于传承和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继承和弘扬湖湘精神，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廉洁文化自觉，在全社会培育崇廉尚洁的价值理念，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政者当勤修官德，把品行作为立身之本。官德是指为官者的品德修养，其本质是一种政治道德。“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论语·为政》中记录了孔子谈官德的一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者；德着，才之帅也。”历史上的湖湘廉吏不但是勤修官德的典范，更是品行修养的楷模。从政者必须把品行作为立身之本，把官德作为从政之要，常怀敬畏之心，常修为政之德。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常修官德最核心的是要有信仰、有品行、有敬畏心、有为民情怀、有担当精神。有信仰、有信念，才会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儒家思想精髓和湖湘精神便是众多湖湘廉吏的信仰，激励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政者要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的公仆，任何时候公器都不可私用。要把权力看成责任，决不可懈怠不为；把权力看成约束，决不能恣意乱为；把权力看成负担，决不能苟且无为。只有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敢于担当，不忘根本；只有做到对法纪和权力始终心怀敬畏，才能行有所止，方得始终，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人民公仆的本色。

弘扬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让“不想腐”成为一种自觉。对于历史上的湖湘廉吏来说，他们的仕途大都不顺，很多人要遭受比常人更多的人生挫折，很多人都有受排挤、被诬陷、遭贬谪的经历，他们之所以能够矢志不渝地保持清正廉洁的良好操守，与传统廉政文化的涵养是分不开的。传统廉政文化所倡导的“民惟邦本”“尚贤用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当下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风气，形成“不想腐”的内在自觉，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纵观历史，廉吏流芳百世，贪官遗臭万年。对于从政者来说，真正的“利”来自于惠泽千秋万代，真正的“名”来自于老百姓的口碑，除此之外都是“浮云”。存私心，不能谋公事；见小利，不能立大功。一味追求名利，容易坠入贪腐的深渊，到头来只会使自己悔恨莫及。清廉是福，贪欲是祸。要让廉洁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一种生活习惯，让“不想腐”成为一种内在要求、一种自身修养，如此，才能不受金钱利益的驱使，不屑美色的诱惑，不碰触法纪的红线。

实现软约束与硬约束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党员干部，要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慎微、慎权、慎独、慎欲，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党纪国法是硬约束，是他律；道德品行是软约束，是自律。一方面，法律红线不能触碰，纪律底线不能逾越，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强有力的监督给权力戴上“紧箍咒”；另一方面，心中有戒，才能行之有界。有敬畏，才能行之有分寸；知是非，才能行之不妄为。要强化自律意识，给自己戴好“紧箍咒”。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心理活动中有一个根本特征，即：占有和支配心理。人这一固有的占有和支配心理, 既是权力存在的心理基础, 又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因此，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有句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贪欲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但人和动物不同，除了本能，还有理性，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这种理性来自于个人修养和党性修养，来自于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来自于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当下社会，物欲横流，面临的各种诱惑很多，对于为官者来说，这种自胜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湖湘廉吏群体的人生经历表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广厦千间，夜卧六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作为从政者，要时刻保持自律自省自警，把共产党人的“心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精华结合起来，知行合一，不忘初心，通过不断地学习、磨炼、涵养和陶冶，让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让自己的理想信念足够坚定。

治国先治吏，从严治吏才能实现政治清明。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国家的兴亡与吏治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吏治关系到政治得失、民心向背、国家兴衰。一个吏治清明的社会，才会民富国强，而吏治腐败、权力滥用，必定导致贪腐横行、国运衰败。同时，官场的腐败，会不可避免地带动和导致全社会道德风气的急速滑坡。宋徽宗当政期间玩物丧志，朝廷奸臣当道、党同伐异、贪腐丛生，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两代国君被俘。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纵使有刘大夏、李东阳、范辂、陈荐、满朝荐等一批廉吏、良吏，也挽救不了明朝走向衰亡。当然，不可能指望几个廉吏去改变一个政权贪腐横行的社会，但可以通过整顿吏治、选贤任能、强化监督而实现政治清明。治国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从严治吏的核心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贪腐行为“零容忍”，需要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