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阳私塾

旧时私人设馆教学的处所称私塾，在私塾教学的称塾师，也有称师傅或夫子的。私塾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如要追根溯源，该是春秋时期孔老夫子开创的，此后他的弟子世代相传，一直绵延到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历时2000余年，真是源远流长。

从清末到民国，辰溪城乡私塾仍不少，而且是主要办学形式，其类型大体可分下列四种：    一、塾师在自己家里开设学馆，把学生邀集拢来教学，由学生家长付给塾师报酬，即束修。    二、由一个人为学东(东道)牵头，负责收集学生学费，再由他聘请塾师(西席)在学堂、祠堂或私人中堂、仓楼为学馆教学。三、农村中的小康之家，为了子弟读书方便，相互邀约邻居、亲友，聘请塾师教学，除酬金按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和学生人数议定致送外，并轮流负担塾师伙食，叫做“轮家饭”。这种形式俗称“邀堂学”，馆址同上。      四、由个人用高薪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士、宿儒来家坐馆，教自己的子女和亲友的子女。这种类似现在的家庭教师，只有官僚、地主、富商之家才能办到。

学生家长除给塾师薪俸外，每逢端阳、中秋、年关还要送礼。春节学生给塾师拜年另送礼品。塾师也有用文房四宝或书本、摺扇作回礼的。

一所私塾只有一个塾师，学生几个、十来个，最多也只有20个左右。有全是开蒙小孩的，有读过几年书年龄相仿的，也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年龄参差不齐的。私塾采取个别教学法，没有固定的修业期限。对启蒙学生，以识字为主，注重朗读、背诵、习字和对课(对对子)。课本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言杂字》等，女学生必须加学《女儿经》。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逐步教授封建伦理及文史知识，一般采用《集韵增广》、《幼学琼林》、《声律启蒙》、《千家诗》、《四书》、《五经》、《纲鉴》、《左传》以及《古文观止》等。其教学方式则由朗读、背诵进入讲解习作。准备应试科举的，还必须根据考试范围和规定文体，深入研读《四书》、《五经》和习作“八股文”。

塾师对学生管教甚严，有一套规矩：塾师桌案上或正面墙壁上设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学生入学、放学、点书、背书都要先拜孔子，再拜老师。桌案上除纸、笔、墨、砚、书和一钵土红外，还专门置放1尺多长、两寸宽、1寸厚的硬木板一块，叫做“戒尺”，是用来打学生手心和屁股的。学生如果背不来书或迟到、早退、逃学和违犯规矩，总是免不了要挨打的，这叫做“棍棒下面出公卿”。因此，学生、特别是蒙童视入学为畏途。

塾师中学识浅陋的、卜筮堪舆的、考不取功名贫寒落泊的、名士宿儒望重遐迩的在所都有。其束修没有一定标准，因人因地而异。清末民初以教学为生的有：秀才刘祥武、余致深、刘景昶、朱仁纯，廪生刘举吾、刘开畸，举人余善祥等。他们教学认真，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深受当时人们敬重和后人怀念。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民国年间，对私塾进行多次整顿，使教材、教法逐步适应于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湖南省教育厅迭次发出《切实取缔私塾》，订定《取缔私垫规程》等文件，大力推广国民义务教育，对私塾采取一面训练塾师，一面严加取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辰溪举办暑期初等教育讲习所，分教师和塾师两个班。塾师班有李焕文、张光永等49人。学习《新教育概论》、《儿童心理概要》、《私塾教材之研究》、《新教学法及管理法》以及《算术》等课程。经过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进，逐步向国民教育过渡。

明清两代读私塾的，除一部分因家境贫寒、准备从业学徒和读犁耙书者外，其余都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思想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万一不能登科入仕，只要博得一身长袍短褂，也可列入衣冠，俨然绅士，勾结官府，武断乡曲，成为一方之望。所以长期以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师不师，道不道”的“孔乙己”之辈，在所多有，而真正在学问上有造诣、在事业上有建树、在为官上有政绩者，却寥寥无几。

2000多年来的私塾教育，按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虽然给学生灌输“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封建名利思想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但在普及教育、提高百姓文化水平、继承和发展文化遗产、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方面是有贡献的，作为私塾开拓者的孔子，誉之为“万世师表”和第一位伟大教育家，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