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云 社会百态

社会政治历来变幻莫测，一时歌舞升平，一时狼烟四起。千百年来，在辰阳大地上，上演着一幕幕文明与野蛮角逐、先进与落后博弈的人间话剧。

历史上，辰溪位于汉民族与五溪蛮争斗的前沿阵地，征服与反抗频繁不断。东汉建武年间，苗瑶首领相单程率众造反，武威将军刘尚和伏波将军马援相继率兵征剿，但最后都葬身在五溪蛮地，揭开了辰阳政治风云最悲壮的一页。此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先后出现过唐兀、唐万福、谢禄正、雷水牯等，一代代枭雄驰骋辰阳，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辛亥起风云，革命志士龚超汉遭诱捕而被杀；护国战争起硝烟，马继增命殒辰溪县城；“大革命”起狂觌，游斗贪官县长陈开钧；抗日救亡掀狂澜，辰阳作为抗战大后方，贡献辉煌，永载史册。新中国诞生前夕，各路“强人”称雄辰阳，“3·5事变”震动全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组建地下武装，迎接辰阳的新生，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辰溪地处五溪蛮地，在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同时，难免泥沙俱下，良莠并存，帮会、土匪、烟馆等社会毒瘤曾盛极一时，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彻底肃清和铲除。

辰溪旧时帮会

帮会，内分青、红帮(洪帮)两种。它始于明朝，辛亥革命时衍入辰溪。

辰溪青帮很少，且延续期尤短。仅1911年县属小龙门的龚超汉，首建龙虎山堂，自号“龙头大爷”，拥有徒众千余，名噪一时。适值同盟会兴起，龚疏财仗义，极端憎恶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强入侵，乃秘密接受湖南革命党人杨任 (辰溪柳树湾人)的领导，图谋再扩展势力，择期在辰溪、芷江一带发动起义，配合杨任等倒清。因传信不慎，被辰溪知县张维寅侦知后，迅即派员将龚缉捕，严刑审讯，龚大义凛然，最终被张于深夜秘密绞死。自此龙虎山堂瓦解，徒众有的逃亡他乡，有的日后加入了红帮组织。 

辰溪的红帮组织始于1922年，时杨永清(芷江人)驻辰溪，与杨勉之(辰溪合组煤矿公司经理)、唐子安、唐金阶等十数芷江人，分别在煤矿发展成员。1936年前后，杨永清升为国民党某军独立第1旅旅长重驻辰溪，旋即创建“楚汉宫”，自任“龙头大爷”，并派张荫梧(芷江人)长驻辰溪城余家巷，专为商贾保镖，并与大庸、桑植、龙山诸县的股匪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是故，杨永清一时成为半个湘西地区呼风唤雨的黑帮首脑人物。抗日战争爆发后，下河的工厂、机关和伤兵医院纷纷西迁辰溪，人员猛增，而这批人中不少已加人红帮，尤以伤兵入红帮的为最。时日渐长，他们竞相设堂。 

红帮敬奉的神是三国的关羽(关云长)。入红帮，意即结为异姓兄弟，且都是“英雄好汉”。凡参加红帮的人，都须经过一次神秘而肃穆的砍香拜把仪式。

经过砍香拜把后，即被认定是帮内正式成员。每一成员可视自己的经济能力，按四、六、八比例一次交足数额不定的入帮会费。会费为帮内福利基金，有专人保管，存钱庄或借出取利，利息专供外帮的人来本帮拜码头跑滩的食宿开销。

帮内人员分两类：一是“跑清滩”的，这类人有一定职业，居地固定；二是“跑荤滩”的，他们无固定职业和收入，流动频繁，或者是犯法被通缉在案 的人。“跑荤滩”的人常在外面码头流动，混饭吃，避难。他们到任何一个码头，一经向“龙头大爷”行了拜见礼后，一宿两餐不要付钱，次日吃完早饭就动身去别的码头。他们的东西被偷，只要向大爷禀报一声“泼汤了”，一二天内，原物即归，凡市民、船户、商人和乡民，一入红帮，就不怕官府的军警欺压，遇有危难，帮会尽力相助。

龙头大爷权力最大，帮内一切事务统由他指挥，但弟兄找他要钱物时，应是有求必应，不能拒绝。二爷多为富有之士，地位虽高，却极少管实际事，主要是担负资助帮内经济困难的人，故又称“仁义大哥”。五哥为执法者，负责弟兄犯规处罚和对外械斗事宜。老九是帮规执行人员，在大爷指挥下，有杀人 权。但务经大爷“点水”方能杀之。其他人员，不能杀人。老幺是专门从事传 递机密和通风报信的。

红帮帮规很严，弟兄犯帮规的惩处有：砍手、砍脚、小杀(割掉左耳耳垂)、处死。辰溪“楚汉宫”内一余姓老六(双峰人，煤矿工人)犯“代穿花鞋” 帮规，老九李某奉大爷“点水”，带十数老幺，于深夜把他杀死在合组煤矿公司后面的深山中。帮中老幺一级，犯规处理较轻，只打40棍作罢。

辰溪红帮山堂多，徒众4000余人，遍及城区机关、法团、商界和近城的惠民及合组煤矿、汉阳兵工厂、裕湘纱厂、伤兵医院等。参加人员，既有国民党辰溪县的党、政、军、参、团官员，又有社会上的名流显贵；既有失意的政客、军人，又有啸聚的绿林草莽；既有保身的商贾、船户，又有避难谋生的贫民、乡人。据说富甲一方的张季甫，身为辰溪县参议会议长、惠民煤矿公司经理，即系“楚汉宫”的仁义大哥，平日身边常有十数个强悍弟兄为其保镖，任何人不敢冒犯他。曾任过清和、雍和、中和三乡乡长的姚本坚，为稳定“宝座”，对帮内弟兄的作为，则听之任之。1949年10月间，红帮头子张良治、张钉子眼等还在麻阳参与杨永清(大寨山堂佛爷)、聂焕章(礼堂大爷)、周开宣、彭仁基、李跛子等为首召开的近300弟兄的所谓“紧急防务”会议，杀牛3头， 宰猪2头，狂喝滥饮。砍香拜把盟誓，决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血战到底。后因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他们一伙才作鸟兽散。

诸多帮会成员中，为非作歹者固多，然安分守已者亦有。澡堂擦背工梅祥根常说：“世人都深知帮会坏，但有一些人为了免受强者的欺压，也违心地加入帮会。我家贫人多，体质不好，又无文化，做生意没本钱，卖苦力受不了，几经求情，才得去澡堂给别人擦背捏脚和帮剧院守门，挣钱糊口。因无钱无势， 备受欺凌，并几次险些被人挤走。当时一些好心人劝我加入帮会，找个靠山，工作才得长久。于是，我经人介绍，加入了红帮。自此，才从事澡堂、剧院的轻微工作，一直延续到1949年。”

帮会，这个旧社会的官、军、匪、盗四位一体劣迹昭著的组织，现虽已被前进的历史车轮压得粉碎，但其恶劣影响，在人们的记忆中仍是很深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