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

芷江差一点就升格为省城

（芷江受降以后的故事）

作者

曾岸

1945年8月21日至23日，抗战胜利受降仪式在芷江举行。一夜之间，芷江这座湘西小城成了中外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芷江”两字也成了广大市民众茶余饭后的热词。中华民族扬眉吐气，芷江受降震古烁今。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如今的人们也已经耳熟能详。

然而，芷江受降以后发生的一件大事，人们却未必了解，而这件大事差一点就让芷江由小小县城连升两级变成一省首府所在之地。

事情起源于

两份提案

1946年11月2日，芷江县参议会建议国民政府划沅水中上流的湘黔边境31县为和平省行政区，定省会于芷江。这份议案议设“和平省”，表达了连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定的民情，也顺应了希望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而和平建国的民意。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会同县参议会议长陈方略、副议长粟沛及584名县民联名向国民大会提议，划湘黔边区25县新建芷江省，省会设芷江，“以示永久纪念日本投降事”。这份议案议设“芷江省”，看重的是抗战胜利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史事本身，颇有让芷江“地重千秋”的诉求。

1945年8月21日，为庆祝芷江受降签字典礼，在芷江南街搭建的“正义之塔”。

芷江议案发起人李连章（1902-1954），芷江大树坳人，后迁居县城前街，毕业于湖南建国法政学校，时任湖南省参议员。

会同议案发起人陈方略（1899-1951），湖南隆回人，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早年供职于南京，曾以文秘身份参与芷江受降的筹备并见证了受降全过程。粟沛（1903-1954），粟裕胞兄，湖南会同人，早年投身大革命并从事北阀宣传工作。

其实，以芷江为中心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划，芷江受降只是一个诱因，背后的历史沿革影响和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举足轻重。历史上，芷江虽然未曾直接设立过省级行政区划，但明代总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以及偏沅巡抚两度驻节沅州，已经说明了芷江其地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并且，从地理情况看，中国内陆省份，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大多在500公里以内，唯独长沙与贵阳之间相隔800多公里。因此，以芷江为中心设立新的省级行政区划的构想并非心血来潮。

1945年8月21日，为庆祝芷江受降签字典礼，在芷江大桥搭建的“正义大道”牌楼。

令人遗憾的是，有识之士热心提交的两份议案虽然得到了众多的附议，也引起了当局高层的重视，芷江建省眼看就要提上议事日程，却因为国民党当局单方撕毁《和平协议》，挑起全面内战，建省一事不了了之，芷江与升格为省会城市的历史机遇也就擦肩而过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949年8月8日长沙和平解放后，湖南逃亡省政府曾经迁驻芷江，新任“省主席”黄杰还飞抵芷江就职。到1949年10月2日芷江解放，芷江也算是做了将近两个月的“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