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8日，长沙博物馆新馆开放三周年年度大展“金辉玉蕴——南京出土宋明金银器展”开展。展览分为珠摇翠舞、奢雅器用、吉钱压胜3个单元，120件（套）南京市博物总馆馆藏的金银玉器精品，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墓主明确的纪年墓葬中。南京市博物总馆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邵磊说，它们不仅是宋、明两代工艺美术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也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想象空间。

餐具是银器 宋明两代商品经济发达

“宋明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金银器制造业的兴盛。南京作为两宋时期东南地区的经济重镇、明初京师之所在，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我国金银玉器生产的重要基地和消费中心。”邵磊说，本次展览展示的文物代表了当时我国金银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准。

金冠、嵌宝石金头面、刻花金钗、刻秋葵纹六瓣形银盘、银筷、金碗、双耳金杯……进入展厅，各种金银首饰、餐具闪闪发光。金银玉器体量较小，长沙博物馆特意在展柜玻璃上设计了扇形、圆形等形状的观看口，方便观众集中视线，观察每一件展品。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器和人的身份地位的联系不如汉、唐两代紧密。尤其是在北宋和南宋的首都，甚至出现了普及化的倾向。”邵磊说，有文献明确记载，普通的饭店中，用来盛放饭菜和酒的用具都是银器，加起来重达两三百两。

出土于南京江宁将军山沐斌夫人梅氏墓的一套嵌宝石金头面是本次展览的明星展品。

明代女子追求插戴满盈不露发的装饰风格，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簪、钗插戴组合，称之为头面。沐斌是明朝开国功臣沐英之孙，袭封黔国公，梅氏是沐斌的侧室夫人。梅氏墓的这套头面共有6件，形制各异，每件均镶嵌红、蓝宝石，华美异常。

邵磊说，这样的头饰在明代早期只有册封为诰命夫人的女子才有资格获得，在出席皇帝的生日宴等重大场合搭配礼服佩戴。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钱人想追求地位，很多没有高贵身份但家庭富裕的女子也穿戴华美的衣服首饰。由于形成了风气，朝廷也不好责怪。

宋明人富贵不忘高洁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地区发现了宋、明两代许多名门望族、王公贵族和开国功臣的家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金银玉器。本次展览，明代功臣徐达、沐英家族等的墓葬出土文物都有呈现。

“论数量和质量，经考古发掘的明代功臣的墓葬出土的金银玉器，沐英的沐氏家族远远超过其他人。在他们的墓葬中，镶嵌宝石、玉器的黄金饰品尤其多。”邵磊分析，这是因为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了云南，并将其直接纳入了国家版图。沐英被派镇守云南，世代拥有实职。云南周边宝石玉器资源丰富，沐氏家族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过，在明代，玉带才能反映墓主人的身份，黄金宝石只能代表比较富有。”邵磊介绍，宋、明两代，用带板装饰的革带是区分官员官阶等级的重要标志。玉带是明代官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区分品秩，昭明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金、银、玉材质的器皿大量进入富庶人家的日常生活中，但是总体上，人们仍不忘高洁的品德。

宋代以银制器居多，风格柔和含蓄、清丽自然。明代金器、玉器明显增多，在呈现出后世富丽堂皇之气的同时，亦兼有前代的清新古朴之风。

展览中，一对明代的金戒指上刻有“耕读渔樵图”，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在朝为官，致仕（退休）后回乡耕田。它反映了明代清明的社会风气。宋代贵族及富庶人家墓葬中出土的动物形玉饰琢工细致，造型清雅，注重写实，充满生活气息和世俗情趣，反映了时人“君子比德于玉”的价值观和追求恬淡素净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