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青铜典范的四羊方尊，厚重神秘的人面方鼎、飘零坎坷的皿方罍……近代以来，三湘大地陆续出土了数百件商周青铜器，其中不乏以上这些赫赫有名的青铜重器。

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的湖南为何惊现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谁是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又是谁铸造了这些青铜器？

3月9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盛伟，在长沙博物馆带领大家穿越时光，以物追古，讲述青铜魅力，历史谜团。

挖红薯、洗菜、游泳“捡到”了青铜器

回顾湖南商周青铜器发现的过程，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1919年，桃源县漆家河镇的一个农民在自家房前平整土地时，偶然挖出有“方罍之王”称号的皿方罍。这也揭开了湖南商周青铜器偶然性发现的帷幕。

1938年4月的一天，宁乡黄材镇龙泉村的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像往常一样，到离家不远的转耳仑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挖着挖着，忽然，姜景舒锄头下发出“当”的一声，把土扒开，一件硕大的、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金属器物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以后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国宝四羊方尊。

1959年秋，宁乡黄材镇胜溪村新屋湾山前的土台上，一位邓姓农民在参与修建黄材水库时，发现一件金属器物，就抱回了家。时逢大炼钢铁时期，他便将其作为废铜片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幸运的是，器物的一块残片被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拣选文物的师傅发现，找到了其余10多块残片，拼接而面方鼎。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里面盛满了千余件玉器的兽面纹提梁卣，是宁乡黄材镇一村民在塅溪河边洗菜时发现的。号称“瓿王”的兽面纹巨型瓿是4个学生在黄材镇炭河里附近的沩水河游泳时发现的……

结束回顾，我们发现事情的趣味在于：这些青铜器出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并不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的。

丢失了“出生证”的“婴儿”们

在考古学研究上，文物的出土背景至关重要。

“对考古学研究而言，文物的出土背景如同婴儿的出生证明，缺失了出土背景的文物。正如我们无法知道一个婴儿的出生年月、籍贯、父母状况等信息一样，我们也很难知道这件文物的更多相关信息。”盛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由于这些青铜器大多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造成大量背景信息的流失，加之部分器物本身又表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常见铜器的特征，从而为铜器的断代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盛伟说：“断代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正是由于断代的困难性而造成的诸多歧见，使得学术界对于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被称为‘湖南商周青铜器之谜’。”

过去关于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问题，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认为这些铜器大多是古越族人模仿中原铜器在当地生产的，第二种认为大多数铜器是周灭商后逃难的商遗民带来的。

皿方罍“回家”与“梁王争罍”

青铜器是物质的，也是文化的。

青铜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商周时期“明贵贱、辨等列”的标志物，此即所谓“藏礼于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更是社稷的象征，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

“我就想回个家，怎么这么难？”演员黄渤扮演流落海外的皿方罍器身，漫漫“回家”之路，令人唏嘘泪目。无独有偶，历史上也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争罍事件。

罍是大型盛酒器和礼器。《诗经·周南·卷耳》有云:“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西汉时期，罍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有一件罍，被其视为至宝。刘武临死前留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即梁平王。他的王后姓任，骄横跋扈，得知此事，便向刘襄索要。刘襄宠溺王后，置祖训于不顾，也不顾祖母反对，强行将罍取出。这件事在梁王府闹得沸沸扬扬，后被人告于朝廷。汉武帝认为梁王与祖母争罍，极为不孝，理应惩处，于是下令削去梁国8座城池，并将祸端任王后斩首于市。

此事史称“梁王争罍”。此罍是否为皿方罍？无从得知，但青铜器的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相”侯即为“湘”侯

从产生、发展到兴盛，湖南的青铜文化都与中原王朝密切相关。

以“盘庚迁殷”为界，考古学习惯将商代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商代前期，商王朝国力强盛，积极向南方扩张，带来了青铜文化的扩散，湖南开始出现与中原地区特征完全一致的青铜器。商代后期，商文化在南方逐渐消退，但以尊、罍为代表的南方特征青铜器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沿长江水系进入湖南，促成了湖南青铜文化的继续发展。

周灭商后，实行分封制，诞生了“分器”。南方地区出现了诸多西周的封国，在西周金文中统称南国。所谓“分器”，就是指周王朝将从商王朝贵族手中抢来大量的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分给其下属的封国贵族。这是周王奖励功臣或笼络各方势力的重要手段。

在此背景下，湖南开始出现大量具有商末周初特征的青铜器，并在模仿中原铜器和本地陶器的基础上，生产出以“越式鼎”、大型铜铙为代表的地方型青铜器。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中曾发现3件“析器”，分别为析尊、析觥和析卣。这3件析器上的铭文都记载，周昭王巡视南国的过程中，曾在行馆接见了一位称为“相”侯的人物，并对他进行了赏赐。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所谓“相”侯即为“湘”侯，其封国在鄂国之南，很可能就在今天的湘江流域内。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那些丢失了“出生证”的青铜器也可能是“分器”而来。

“湘”侯是炭河里遗址的主人吗

那么，“湘”侯的封国具体在哪里呢？

3月初的湖南，春雨就没歇过气。雨中的宁乡炭河里遗址空无一人，但并不萧瑟。这里地势平坦，三面环山，两面临水，风光秀丽，易守难攻。

据炭河里遗址管理处工作人员张渊介绍，炭河里遗址正处于湖南青铜器出土地点最集中的宁乡市黄材盆地，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3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壕沟、大型宫殿建筑、铜器墓葬等重要遗存。这些高等级遗存的发现说明炭河里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而是一座城址，是湘江流域西周时期某一支地方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者说是于周王朝之外的某个地方方国的都邑所在地。

“这是湖南商周青铜器考古研究的重大突破。炭河里遗址无论年代和空间位置都与宁乡铜器群重合或交叉，二者一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将炭河里作为‘湘’侯的封国来理解，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就很好理解了。”盛伟认为，这为解开多年谜团提供了一把钥匙。

总的来说，湖南青铜文明滥觞于商，盛兴于周，孕育于中原文化母体，成长于南方偏僻土壤，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面貌，是民族和文化融合的产物。

谁的青铜器重要吗

谁的青铜器，重要吗？

重要，也不重要。

作为考古学问题，在考古人看来，当然是重要的；但对普通公众来说，似乎并不是很重要。

根据盛伟对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问题的解释，这些青铜器有一部分是“河南人”的，有一部分是“江西人”或“四川人”的，有一部分是“陕西人”的，还有一部分是“陕西人”抢了“河南人”的铜器分给“湖南人”的。似乎大部分不是“湖南人”的。

其实，无论这些青铜器是属于“河南人”“陕西人”或“江西人”，最后都是“湖南人”的。它们出土于湖南，在古代属于古代的“湖南人”，在现代属于现代的湖南人。

青铜器不应只是冰冷的陈列品，它们承载着鲜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去发现和了解它们。

“青铜之谜”依然留有疑惑，探寻之路未曾停歇……

■大事记

1919年，皿方罍在桃源县漆家河镇出土，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当时适逢战乱，导致器身流落海外，只有器盖留在国内。2014年政府出面购回，并入藏湖南省博物馆，完成“身首合一”。

1938年4月，四羊方尊在宁乡黄材镇龙泉村出土。之后，几经转手，颠沛流离，并在抗战时期被日军的震碎成20多片。新中国成立后，文物专家修复，落户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湖南众多吸收中原风格铸造的作品中，有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四羊方尊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这件器物也被认为是传统陶范法铸造的巅峰之作，是青铜文化代表。

1959年秋，人面方鼎在宁乡黄材镇胜溪村出土。这是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为主要纹饰的方鼎。对于人面的诠释，迄今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饕餮，祝融，蚩尤，邦君造像，傩面，黄帝四面，重黎，所有者的祖神，等等。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963年，炭河里遗址被首次发现并确认。

1983年6月，象纹大铜铙在宁乡黄材镇出土。铙为商代青铜乐器之王，用于军旅、祭祀、宴乐。在宁乡目前出土的众多青铜器中，铙占了22件。这件铜铙重达221.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先秦青铜乐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单体乐器，被誉为“铙王”，比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中最大的一件还要重20多公斤。

2001年，兽面纹巨型瓿在宁乡炭河里附近的沩水河被发现。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铜瓿中最大的一件，有“瓿王”之称。

2005年，炭河里遗址因发现西周城址和墓葬区而被评为2004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6年5月，炭河里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9月，宁乡炭河里青铜博物馆建成开放。

■评说

研究湖南先秦青铜器，有几个要区分清楚的概念往往被模糊或混淆：一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与青铜器铸造地的区别；二是早期青铜器使用者与晚期青铜器使用者的变化；三是夏商周王畿地区与所谓“要服”“荒服”地区的关系；四是环洞庭湖地区发展进程与湖南边远山区发展进程的差异；五是史前族群消失与史前文化延续的影响力。

区分这些概念，我们就会发现，湖南先秦青铜器的主人，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是有变化的，是不同的。将考古学文化、青铜器、历史文献、民族与民俗学研究对应，我们发现了湖南先秦历史时期不同族群实力的此消彼长。至少从商代中晚期开始，湖南本地可以铸造出以青铜大铙为代表的高水平青铜器，商周到战国时期湖南青铜器的主人，既有中原的商人、周人、楚人，也有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虎方人、荆人、扬越人、濮人等等。这种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成就了湖南青铜器的精彩，其中的一些文化因子，在今天的湖南还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湖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研究员 熊建华

学术界一般将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大量商周铜器，称为“宁乡铜器群”，是因为宁乡不仅是湖南出土商周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且宁乡出土的商周铜器风格较独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湖南湘江流域出土的商至西周时期铜器400余件，其中近300件出土于宁乡境内，另外百余件也主要见于宁乡附近的长沙、湘潭、株洲、益阳、岳阳等湘江下游地区。

炭河里考古学文化不仅在日常生活，而且在礼制习俗方面，均受到了以中原地区商周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较大影响。但是从整体文化面貌看，又绝对不属于商文化和周文化范畴。因此，以炭河里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应该是一支地方青铜文化。

炭河里遗址是西周时期古城址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主任、教授，炭河里遗址发掘主持人 向桃初

湖南青铜器出土地点在不同时期，并不都属于同一文化区域，而是包含有较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例如宁乡一带大量的青铜器，暗示当地一个青铜文明中心的存在，但其与中原文化显然还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些在今天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其文化、生产背景却牵扯到长江流域上游至下游地区，有些与宁乡一带的青铜器并无直接的文化关联。

由于长江中游地区处于商和西周文化外围，中原文化势力的一次次南下深刻影响着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因此，二里岗文化晚期前后、殷墟一期文化前后、殷墟文化前后以及西周早期这几个不同阶段的青铜器特征，体现出中原文化一次次对周边地区影响的过程，每个阶段影响的格局不同，青铜器的生产背景就有所不同，因而洞庭湖地区的青铜器，在不同的阶段就体现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征。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