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为文学体裁的四大样式之一，如果对它作一个非学院派的解释，那就是小说是工艺品，散文是土特产，只要现场采摘，稍加整理，就可进入市场。散文有抒情、叙事两种。抒境散文是采摘自我，叙事散文是采摘社会。如高尔基一样，沈从文没有读过大学，民国早期的高小毕业生，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毕业生。当然在国学文史方面，要相当于今天的高中生。即使是这样，以高小学历，要走上文坛，那是极难想象的。于是沈从文与高尔基一样，只能以写自已的感受为突破口。因此，沈从文的文学第一箭就是一篇抒情散文《遥夜》。沈从文的抒情散文如高尔基的早期散文一样，同样令人惊诧。然而，文学是小说的艺术，你要在文学园地有收获，创作小说就为必然选择。沈从文就主攻小说，就终于有了收获，就终于成为小说家。在凭小说取得文学家的头街之后，同时也就自然取得在散文领域里的发言权。学院派将散文称作“随笔”。如果你已有文学创作家或理论家的头衔，你就可以“随笔”一下。沈从文于小说成功后写下了大量的以湘西为题材的纪实散文，这些散文全方位地叙述了湘西社会的方方面面，绝非一般的“随笔”。作为湘西重要城市沅陵，自然会成为“随笔”的核心内容。

        1935年至1938年间，沈从文写作了三部散文长卷：《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这三部散文中的大量篇幅，都直接或间接地写到了沅陵。

       《从文自传》写于1931年，系沈从文离开湘西之前二十年生命历程的自叙。虽然称为“自传”，实际上是由十八个有标题而各自独立的短篇组成。短篇中有自传的，如《我的家庭》，我所生长的地方》；有记人的，如《一个老兵》《姓文的秘书》；有记事的，如《辛亥革命的一课》《清乡所见》《女难》等；有说明一地山水地理风土人情的，如《辰州》《怀化镇》《常德》等。沈从文的自传是将人、地、事综合规划一起写的。所以，在他的青春时光占有重要位置的沅陵，尤其写得全面而深刻、倾情。

      《辰州》是叙述沈从文开始从军在沅陵的专篇。时间是民国六年，沈从文当时十五岁，在母亲的安排下，在高小毕业已是当地较高学历的情况下，随一个杨姓军官，以“补充兵的名义”，到沅陵当兵。当时的沅陵是热闹非凡的。在沅陵城，成立了一个湘西联合政府，即“靖国联军第一军政府”。联军由三部分组成：军政长凤凰人田应诏，后来的湘西王陈渠珍就出自其部；民政长芷江人张学济，此人是民国初年极想有所作为的一个人，同时也是沅陵最有威望的一个人；黔军旅长卢焘。由于当时湘西与黔东、川西连成一块，故贵州军队也常活动于湘西，湘西军队也常活动于黔东川西甚至鄂西。沅陵城约有五千户居民，按每户五口计，大约不到三万人，驻军有两万人，共计约五万人，在民国初年湘西有这么一个五万人口的城市，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旧衙署、学校、寺庙等都驻满军队，沈从文开始在当时势力最大的张学济的部队里，后变为陈渠珍部的书记员。

        沈从文从凤凰到辰州是坐船而来的。二十四只大船由辰水支流沱江入辰水，一百七十里至辰溪，进入沅水，再一百二十里到辰州。二十多只大船满载军人和辎重在沅水上一齐行驶，那情景是极为壮观的。由于是下水，四天后即到达辰州，船停在沅陵石城南大门中南门河边的专用码头边，这专用码头为古驿码头。进中南门，正对面就是城中心著名的总爷巷。巷口左边，就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提督署衙，部队就驻扎其中。这是所废署衙，故无人居，满目疮痍，清扫之后，才能住人。沈从文就从此开始了在沅陵的新生活。沈从文由于是补充兵，不必参加正式的训练和工作，所以很清闲自由，可以四处游玩。

         辰州城的大街是十分新奇的。辰州城只有这一条正街，衙署、商铺、客栈、学校、医院，什么都汇聚在这一条街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到处是字号招牌、墙壁广告，人声、马蹄声、木车轮声，混在一起，构成山城街市的特有气氛。当兵的囊中羞涩，于是沈从文更愿意逛河街。辰州城河街三、四华里长，有无数为船民服务的小铺子，船缆、鱼篓、小刀、火镰、烟嘴，应有尽有。辰州城的三座城门上、中、下三门，都是朝河的，因此从城门洞就可下河，而城门洞两边，便摆满卖小吃的摊贩。物美价廉的汤圆，自然就成为沈从文经常光顾的对象。河街还有许多间陋的木建筑客栈，也是为船民服务的。有的半客半娼，即某个暗娼包一客房接客，许多排工、水手就常常光临此处。当然，沅水岸边还有许多称为“花船”的妓船，妓女就在船上接客。沈从文小说《柏子》描绘的就是这河街妓屋的故事，而《丈夫》则描绘的是河中的“花船”。

        城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后山上。军队团长以上的军官，配有专用马匹和马夫，沈从文有时就跟马夫去放马。去哪里放马？辰州城正对下南门有一条大巷称马路巷，直通东门，又叫朝阳门，朝阳门外有一大校场，校场周围全是草地，那是放马的好地方。城墙外是校场，墙内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朝阳中学，爬上城墙，就可看见中学生在打球，就可听见歌声和朗朗的读书声。此情此景，对一个高小毕业生而言，多少是有点诱惑力的。几年后沈从文负笈北漂求学，显然是这种诱惑的结果。朝阳中学是美国人开办的湘西当时最高等级的教会中学，清一色的蛋黄色的洋楼。校园较大，有大操场、教学楼、图书馆。学生着清一色的校服，沅陵人乃至湘西人都以能进入该校读书而感到荣耀。

        辰州城的城墙上也是好玩的地方。城墙为砖石所砌，始于明朝，不断重修于清朝。这是一座州府级的城池，城墙周长约有三公里，城墙上有阁楼、行人道、女墙和垛口。军队里的号兵清晨去城墙上练吹号，那是最好不过的地方。空气新鲜，号声悠扬，又不打扰人的睡眠。沈从文不会吹号，就打鼓与号兵应和。有时干脆下了城墙，到开阔的河坪里吹号，打鼓戏耍。这城墙和河坪在《女难》篇中更别有情趣。沈从文写道：“我喜欢辰州那个河滩，不管水落水涨，每天总有个时节在那河滩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虽那么多，由一个内行眼中看来，就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是的，正如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绿叶一样，只要稍有诗兴的人就会觉得：那各种各样的船在沅江中行驶，是极富诗意的。

     《女难》为从文自传中的爱情独白，这独白也是辰州的。辰州的街、辰河中的船、城门洞的汤圆，辰州的一切都是美的，但“一切皆都那么和谐，那么愁人”。沈从文干脆直抒：“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坐在城墙上看中学生玩球，皮球有时飞在城墙上，学生们称穿军装的沈从文为“小副爷”，叫帮忙扔回球，沈从文的“心中充荡了不可名言的快乐”。有时，学生们将绿色柚子扔来抛去、抢来抢去，叫人好生奇怪，原来他们是在玩一种西洋人常玩的橄榄球运动。城墙上有时也会路过花衣少女，她们总“有兵有兵”地打量沈从文。正处于少年维特一样年龄段的沈从文，心里总会有一种异样感觉，这不就是春心吗？每每如此，沈从文就跑回军中，坐在桌前，发奋写字！辰州很美，美得令沈从文发愁。辰州很大，光这城墙内就有几万人。辰州很美，有山、有水、有船、有城。而沈从文很年幼，年仅十五岁，稚嫩的肩膀什么也扛不起。沈从文很小，小得如沅江中的一滴水，任波浪抖动，任日晒蒸发。然而辰州却没有轻慢沈从文。沈从文所遭遇的“女难”刚好要发生在辰州以外的芷江，一个白脸女孩竟以爱情为筹码向沈从文借去一千块大洋而倏然消失！这使得沈从文蓦然想起辰州城墙上遇到的那一群群花衣少女来，他宁愿让她们指指点点，他宁愿只是莫名地目送她们远去。对于辰州城的生活，沈从文无怨无悔，没有半句骂语。这里就要指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沈从文在散文中常论及辰州以外的湘西各县的烟馆和娼妓业，但却从来不提辰州城半个“不”字。这足可说明“辰州”在沈从文心中简直就是一块触碰不得的圣物。其实，作为湘西首府，辰州的特殊产业的数量和规模较其他县市还更多更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城内龙家巷，就是闻名于沅水流域的红灯区。沈从文在以后的《湘行散记》写到他一踏上辰州土地的感受：“这个地方就是我一提及它时充满了感情的辰州地方。”

       《湘行散记》系沈从1934年回乡探视母亲时所作。如果说《从文自传》主要是一种朝花夕拾式的回忆，那么《湘行散记》则是一种深刻的现实反映。较《从文自传》，时间上已过去了三年，自称不断“习作”的沈从文，笔法简直炉火纯青，思想也入木三分，因而所写的辰州，如油画一样更加凝重。沈从文此行有两个目的地：一是辰州沅陵，此地有新建正待完工的新居“芸庐”，有哥哥和弟弟；一是沅州芷江，母亲正住在那儿。但整个散文集，几乎全是写的辰州沅陵。由此，先要对沈从文此行的真正目的和芸庐的归属作一个澄清。沈从文虽然在北京文坛打出了点天下，但作为一个南方人要在京京畿之地打拼是极为不易的。熊希龄、蔡锷、陈复初、陈渠珍等一大批政治、军事大腕都尚且要回归南方，一个小小的文人自不必说。恰巧1931年北方发生了“9.18”事变，时局不稳，沈从文又去上海求发展，好在妻子张兆和为苏州人。而1932年，日本人又进攻上海，上海时局也不稳。在这种情况下，回归湘西也许是一种选择了，恰巧湘西和大西南又是国民政府规划选定的军事战略重地。于是沈从文忙中抽时返回湘西沅陵。说是探视母病，其实母亲并未害什么重病。因此，沈从文的真正目的是对未来进行战略安排，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建芸庐。沈从文察看了刚刚完工的建筑，将其命名为“芸庐”，母亲与最小的九妹也来芸庐居住。一切安排妥当，沈从文就离开沅陵回转北京。沈从文在《湘行散记》明说“芸庐”系哥哥与弟弟共建，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沈从文哥哥和弟弟，当时并未在沅陵的地方党部或政府中任职，他们没有必要在沅陵建永久性的建筑。《湘行散记》主要写辰州，正是体现沈从文对辰州的关注，也刚好吻合芸庐主人的确认问题。沈从文之所以说“芸庐”系哥哥与弟弟共建，可能有掩饰的成分。而1949年共和国之后，沈从文更不可能承认“芸庐”系自己的财产了，因为他在北京已受到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资本家的财产都有相当数量得到落实政策，而“芸庐”作为“无主”财产，就遭遇拆毁的厄运，与美国人海明威在古巴的故居成为旅游胜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鸭窠围的夜》是直接描述沅陵的。当时从长沙到常德有标准的干线公路。从常德到桃源，也有简易公路且有定期班车，从桃源到沅陵，则要坐船行驶了。这进入沅陵的第五天就到了鸭窠围。鸭窠围又名鸦角洄，系沅陵沅水进入沅水第一长滩清浪滩之前的一个著名的水码头。所在的行政区域名为今天的陈家滩乡，在著名两大水驿清浪与北溶之间，为沅陵水路的正中点，因而可以成为沅陵沅水码头的代表之一。在水运时代，这里显然是一个船民和排工的大据点，《鸭窠围》就描绘这大据点的生活，和从中国最大的都市北京归来人的感受。河中停有几十只船、几十挂木排，岸边是表面看来危危欲坠的吊脚楼。傍晚时分，船、排、吊脚楼全是炊烟。晚饭过后，另一种生活气氛和感受就涌现出来。虽年关将近，但年节却不属于这些船民，为生活所迫，他们要不断劳作。正值隆冬，寒冷之至，许多水手就卷进被窝，象一只动物一样，在半睡半醒中挨过一夜。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如果在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仍有节余之时，那节余就可作别的用途。到吊脚楼去，带点小礼，拜访亲戚、朋友，因为跑这水路时间太久了、太熟了，在与亲朋好友的闲谈中、在火坑边可以度过一晚。有的吊脚楼里还有女人，会唱小曲，会待人，让男人在不知是钱还是情的交往中度过一段难忘时光。透过这一系列生活表象，沈从文还要写出“我”的感受。《从文自传》较多实录，《湘行散记》则更多“我”的感受，这是一个具有乡村和都市双重文化背景下的“我”的感受，这种感受会更深刻地揭示社会、人生中的某些东西。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是一篇无标题的散文，但却如《红楼梦》第四回一样，为沈从文散文的大纲，点明了辰州和沅水赠给作者的最宝贵的东西。从鸭窠围上行十五里就是生产贡茶的碣滩，再行十五里，便是朱红溪，再行十五里就到了古水驿北溶，再上行二十里，便是离城四十里的深溪口乡镇。这几十里中有几条大滩，花五个钟头走完三分之二里程时，便可看到一高高耸立于水中的白塔，那是凤鸣塔。一会儿驶进一片长潭，便可回头品味风景如画的河涨洲了。再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见到税关上飘扬的长幡了。”这就是令沈从文“充满感情的辰州。”沈从文禁不住情如泉涌式的内心独白：“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这个地方每一条街，每一处衙署，每一间商店，第一个城洞里作小生意的小担子，还如何在我睡梦里占据一个位置！”“这地方是我第二故乡。”当沈从文如“柏子一样，从跳板一端摇摇荡荡地上了岸”时，他回望一下汤汤沅水，又有百般感慨：“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沈从文踏进了新建的居屋“芸庐”，而且还重逢了五年前逃离的小兵虎雏。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小说。从散文的角度看，沈从文明确地记叙了沅陵沅水第一长滩清浪滩头所见的故事；从小说的角度看，明显有艺术加工，即，用沈从文的话讲，他从戴水獭皮帽子人那里听到的痞话全都用上了，明显有人物刻划。主人公为水手牛保和一个年仅十九岁的有夫小妇人夭夭。掩卷而思不难结论，这就是小说《柏子》的脚注或散文翻版。沈从文之所以在《柏子》之后十年又重提旧事，是因为辰河水手的故事仍在延续，如果还稍加演绎，甚至还可帮助对《边城》的理解。牛保与女人相会于温柔之乡，另一个水手显然吃了醋，于是借“骂娘滩”对骂，还打了起来，又双双落入激流险滩之中。《边城》中的天保正是为情而走没于这清浪滩的，傩送也出于人性，忍痛由这长滩远离家乡。《边城》中的翠翠为一纯情少女，而这夭夭，却是一位让人“惊讶”和“美丽得很的”痴情少妇。

沅陵段沅水或辰河，以沅陵城为界分为上下两段。前面几篇写的是下沅陵，而《辰河小船上的水手》写的是上沅陵，写一只载客小船由沅陵驶往沅水中上游商业重镇浦市的一段水路。船由客主包干，十五块银元。船上共四个人:掌舵、拦头水手“金贵”、杂役伙计“七佬”和船客作者。船在雪天中上行，速度很慢，有时间看景致。“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舵手五十三岁,三十七年船工经历,至今孤身一人；拦头水手金贵三十一岁,在船上五年,当兵五年,从部队中逃兵回家；水手七佬十六岁,居然有过十一个月的土匪经历。船至泸溪城，又照例地去逛河街。沅水沿岸各城镇的格局都是这样：顺河平行两条街，一正街，一河街。而河街似乎就是船民的天下，不用穿戴和衣着，不用仪表和风度，口袋里有几个铜板，就能得到快乐。河街什么都有，但尤其有吊脚楼，吊脚楼里的女人，在对无数个男人的温存中，早已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让男人快乐的办法，而年轻的小少年，自然会为之陶醉。小水手带着作者义赠的五角钞票就进了吊脚楼，不知道得到了什么欢乐，回船时带回一堆桔子，泸溪盛产桔子。大家分吃桔子，听小水手讲土匪生活。船终于到达浦市。这浦市在以往几千年中，是属于沅陵的一部分，沅陵到辰溪的七百里沅水就叫辰河，其中包括泸溪和浦市。浦市，曾经是辰州城的一个卫星商埠，此时却一片衰景，为什么？作者没有回答。

散文集《湘西》，写于1938年春，出版于1939年6月。1937年抗战外发，沈从文由北平至武汉至长沙，再转沅陵住于芸庐，向沅陵军民做抗日宣传工作，为消除全国可能产生的对湘西的误解、可能发生“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之状，便着手撰写方志式的组合散文《湘西》，并陆续列载于香港《大公报》上。《湘西》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作，因此少一些艺术散文的特点，看起来更象通讯报道，或者象社会学的调查报告。在《从文自传》和《湘行散记》的基础上，沈从文又专门写了《沅陵的人》，沅陵人至今常常因为这篇美化文章而沾沾自喜和津津乐道。虽题为“人”，实际上是将地、人、事连在一起写的。不象四年前，这次是坐汽车由常德到沅陵。常沅公路是沿古驿道修的，故沿路地名与驿道时代无异。太平铺与柳林汊一样，是进入沅陵的公路第一地。由洞庭湖平原一进入湘西山区，景色就会令人一震：“在自然景致中见出宋院画的神彩奕奕处，是太平铺过河入目的光景。溪流萦回，水清而浅，在大石细沙间潄流。群峰竞秀，积翠凝蓝，在细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山脚下一带树林，一些严如有意为之布局到恰到好外的小小房子，绕河洲村林边一湾溪水，一道长桥，一片烟。香草山花，随手可以掇拾。《楚辞》中的山鬼、云中君，仿佛如此眼前.”由此文至今七十余年，湘西人或沅陵人似乎还没有这么美的文字写过对太平铺的感觉，难道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沈从文不直写辰州女人从事古老职业，但却写沅陵女人的勤劳和吃苦，这甚至是沅陵如《镜花缘》一样女儿国的名片。如果你在街道、河岸、码头看到女人在挑、抬、扛、推、拉货物，你就可断定这是“沅陵”。沅陵女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爱的执着，一旦相好或跟定一个男人，就会到老，就会至死。民国十九年县志上所载的大版的贞节烈女名单，是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柏子和牛保的女人，也许是娼妓和婚外情这类不齿于封建卫道者的行为，但却让男人心旷神怡，惊心动魄！有谁会去责怪她们呢？沅陵人还会大谈他们的县粹“辰州符和赶尸”。前者的经典例子是刀断鸡颈后，重新接上，喷一口符水，这鸡竟跑去啄米。后者的例子是：辰州人在云南做官，死于任上，山高路远，怎么归家？赶尸者奉命前往，念符语、喷符水，那尸体竟走回湖南，且走烂几双草鞋，磨破脚趾头。稍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早已连疑心都没有了，但吹嘘和叙述者却还一本正径。那真诚的样子真让人啼笑皆非。

沅陵有很好的城。如果走遍中国，仅以“山城“的标准来评价，恐怕只有沅陵城与重庆一角可媲美。沅江与最后一条最大支流酉水汇合后，形成一个“丫”字，沅陵城就在“丫”杆上，而“丫”中间则是古代的黔中郡址和民国绥靖公署到湘西行署的署衙所在地，当然这署衙还做过临时省政府，还召开过数次省府重大会议。从常德坐汽车到沅陵，先在沅水南岸旧驿站下车，步行至辰阳水驿船码头时，沅陵北城跳入眼帘。河岸还有密密麻麻一长溜房屋，体现山城特点的是：这些房屋沿五座山峰向上延伸到山顶，在绿树掩映之中，有湘西第一大楼的教会医院，有尖顶教堂，有拜占庭式西洋建筑的巨大白色廊柱，有龙兴讲寺、文庙、府衙等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飞檐翘角，有四壁高墙的湘西窨子屋。一座巨大的明代城墙蜿蜒于千屋万柃之中。在群山万壑的雪峰山和武陵山的腹地，有这样一座城池，是不能不令人惊诧几分的。从北岸登高南望，景致也很特别。有驿码头船的云集，伏波宫的石板长阶、山门和山顶钟楼；有凤凰山的凤凰古寺、香炉山顶的白塔，有老鸦溪的挹凉轩；有状如双乳的咪子山；有田畴、菜畦、竹林、树木。沅江中有高帆大船，有渡船横渡，有扁舟捕渔。如果用望远镜看清渡船和渔舟上居然是沅陵女人在摇桨的话，一种特殊的感觉会油然而生。但是且慢，沅陵人的楚风更让人感动。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打报不平、排忧解难、乐于助人。胡朴安先生的《中华风俗志》已有概括。沅陵历来为汉蛮交界之地，征战官兵常常是就地屯兵，这屯兵及后代，就有一种悍勇性格。民国早中期湘西一直为湘西王凤凰人陈渠珍及其家乡军主政。因此沅陵长期驻守许多凤凰人屯垦子弟兵，久而久之，凤凰人就成为沅陵城的一大人群，这一大群人的壮勇游侠，又成为沅陵人的一大性格成份。

郊黄草尾周家夭夭的故事，道的却是沅陵人敢爱敢恨的性格。一山大王听说这辰州城边有个美女夭夭，于是带四百人枪，在城边放枪，问明情况，是自称团长的要娶周家夭。以下是他们之间海明威式的对话：

“你抢我，把我箱子也抢去，我才有衣服换。”

“夭夭，你要死，要活？”

“要死，你不会让我死。”

“要活就嫁我，跟我走。我把你当官太太，为你杀猪杀羊请客，我不负你。”

“人到什么地方都是吃饭，我跟你走。”

一切依话行事，夭夭做了团长夫人，团长的枪没有伤及一个人。

沅陵为州府治所，清末颇有一些进士、举人为官的，民国后退居家中、养尊处优。他们因为自己的威望，会免去许多摊派之类的干扰。这些人甚至有一个圈子。沈从文熟悉辰州，他是清楚这些德高望重的老绅士的，他熟悉他们在辛亥革命后的“不干涉主义”。而沈从文去北京十多年以后，情形已大变，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两匹黑马：国民党和共产党。无政府主义之类的东西将站不住脚，因此新老绅士们也纷纷投入政坛。沅陵有“修、许、刘、唐”四大绅士及四大家族。他们的许多子女都先后加入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常常主特许多社会事务，形成民国时期特有的“军绅”或“政绅”非政府组织势力圈。首绅修承浩，主持过凤凰寺的复修，主编过民国十九年县志。巨绅唐风麟，在四川军阀来沅敲诈巨额军费沅陵面临屠城之时，主持局面，将城东土地卖给洋人，筹齐十万大洋，使沅陵城幸免于难。

《沅陵的人》以三个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结束：明月山的顺母桥、寡妇链和清浪滩神鸦。沅陵东境沅水第一镇柳林汊对面的河岸，是高达百丈的绝壁，其实就是一座山，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山峰与月亮一齐倒映水中，如山峰顶月，秀才们就将此山命名为“明月山”。明月山有一高一矮两座山峰，高峰上建有一座寺庙。如果要上寺庙，绕后山去，路途太远。于是就首先在岸边绝壁上凿一栈道，且安装铁链，供人攀缘，然后又在两峰之间修一座桥，免去走“V”字路的麻烦。一个孝子所作的这一切，居然是为了成全寡妇母亲的爱情，她与寺中和尚相恋，常常前往烧香，但路途曲折，耗时极多，即使是早出，也未必能晚归。儿子知情，修链架桥，一路通畅。过了许多年，人世沧桑，和尚、寡妇、孝子都已作古，只有寺、桥、链还在，那桥方便人们去烧香，名“顺母桥”；那铁链方便行船纤夫，名“寡如链”。如今的明月山，不但有千年不变的自然山水之美，更加上这古迹和人文故事，从而成为沅陵的一大旅游风景区。

明月山上溯五十里，是千里沅水第一长滩清浪滩。滩长四十里，滩上石多流急，常常发生船毁人亡之事。即使是厚达三尺，长宽数丈的大木排，有时也会被礁石和激流拆成根木漂满江面。方圆万里的湘西，在几千年以水运为主的年代里，呈给人们的见面礼就是这不认人的清浪滩。如马克思所论，人们想借助神话征服这险滩，清浪神鸦的故事应运而生。且说那东汉大将马援有伏波将军之名，年过花甲、请缨出征。四万大军果然一下子就从洛阳进到清浪滩尾。船马皆不能前进，只得驻北岸壶头山上。当时正值酷署，北方兵水土不服，军中疾疫流行。马援年老体弱，疾急交加，不能抗拒，死于军中。许多士兵，也死于流疫。当这次征战最终以绥靖方式结束之后，正统观念陶冶下的人们，在滩尾修了一个大庙名“伏波宫”。马援的魂灵就供奉其中，那成百上千的士兵，就化成一群神鸦，为过往长滩的船只保驾护航。船民们为示谢意，常将饭食糕点抛向空中，神鸦如杂技演员一样就于空中刁衔，构成清浪滩头的一道奇观。曾有好事者，用鸟铳轰击鸟鸦，但按规矩，每伤一只，便要赔一只同等大小的银乌鸦。因此，从那以后，便无人伤害乌鸦，乌鸦在此也就飞得更加自由自在。

清浪滩头有一个水驿，古时有驿丞、驿卒、驿船，为沅陵三百里水路的三大水驿之一。驿站所在地又长期为一个乡镇，有一、二百户人家，除自耕自足外，还专门为船民提供服务。他们用长长的杉树条子撑起在岸边岩石上的吊脚楼，成为沅陵乃至湘西最典型、最惊心动魄的吊脚楼。同时那吊脚楼中还有最揪心的女人，沈从文“多情水手”牛保和多情妇人“夭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而这类故事是不胜枚举的。清浪滩就由马援和神鸦、牛保和夭夭，构成一幕历史与现实、神话与传说悲喜交加的厚重的正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