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期

从 1918 至 1950 年。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的考古研究工作很快就恢复开展起来，使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更重要的是在理论方面有了发展和提高，调查发掘工作更加科学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法广泛应用，考古工作在地域上进一步扩大，成为世界范围的考古学。

理论方面的发展和提高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考古学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从事研究，使苏联考古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西欧的学者也相当重视理论。尤其是英国的 V.G.柴尔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一时期在考古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汤姆森的“三期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时遇到了 L.H.摩根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另一种“三期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挑战。后者是按照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划分的，被苏联考古学界以及柴尔德等西欧的考古学家所采用。但汤姆森的“三期论”仍然有它一定的作用，所以并没有被国际学术界所抛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文化”代替了“时期”；从前的所谓“阿舍利时期”、“莫斯特时期”之类，这时都改称“阿舍利文化”和“莫斯特文化”等。这主要是因为考古学的“文化”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一种“文化”不能代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在同一个时期中并存，实际上是各自代表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明确了考古学“文化”这一基本概念之后，考古学研究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料和对资料更为精细的分析，而研究的结果就能更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柴尔德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的《欧洲文明的黎明》、《史前时代的多瑙河流域》和《远古时代的东方》等著作，便是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正确的概念进行广泛、深入研究的杰出代表。

调查发掘工作的更加科学化

在田野考古学方面，调查发掘工作的科学性又有了显著的提高。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学的水平的，是英国的考古学家 M.惠勒。他总结前代田野考古学家们的经验并加以发展，除了提高发掘的技术以外，还强调要提高发掘的目标。他主张考古学家要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掘出古代的文物。后来，他把他的观点和方法写成一本题为《从土中发掘出来的考古学》的书，是现代田野考古学的杰作。另一位田野考古学家，英国的 O.G.S.克劳福德（1886～1957），在调查工作方面作出了新贡献。他本是地理学家，所以充分注意地理环境对古代人类社会的影响。他的著作《田野考古学》，主要是总结了他在广大的田野上进行考古调查的经验。他还发展了航空考古学，使空中摄影成为调查地面上的古代遗迹的得力工具。由于田野考古工作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各地的许多重要的遗迹才能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发掘，而发掘出来的遗物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1923 年英国 H.卡特在埃及发掘图坦哈蒙墓，1926 年英国 L.吴雷在伊拉克境内的乌尔发掘苏美尔王陵，都获得了成功。这与 19 世纪中期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发掘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广泛应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有快速的发展，它们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比前一时期更为广泛和普遍。例如，在勘察方面，除利用空中摄影技术探索地面上的遗迹以外，还利用“地抗力”的测定法以探测埋藏于地下的遗迹。在分析、鉴定方面，则应用地质学、物理学和化学的方法判别岩石、矿物和金属制品的质地和成份，应用体质人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方法以鉴别人骨的性质、兽骨的种类和农作物的品种等。结合考古发掘，进行古代土壤和其中所含孢子花粉的分析以了解古代的植被面貌（见考古植物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个时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被考古学家们所广泛应用。除了利用地图的测绘以显示遗迹和遗物的分布外，还可以把遗迹、遗物的分布图与带有古代植被的地形图结合起来，以考察古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英国考古学家 C.福克斯在 20～30 年代所著的《剑桥地区的考古学》和《不列颠的个性》两书，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这一时期的特点，还表现在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知识的传播，考古工作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促进了考古学研究的世界化。

首先是苏联的考古工作在其辽阔的国境内广泛开展，从东欧、中亚到西伯利亚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特里波利耶文化遗址的发掘，究明了乌克兰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农业部落的社会结构。黑海沿岸古希腊城邦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地奴隶制社会的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С.П.托尔斯托夫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调查发掘，把花拉子模的历史从中世纪上推到新石器时代。C.B.吉谢列夫在南西伯利亚的发掘，使这一地区长达 4000 年的古代史得到恢复。在苏联的东欧地区，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和中世纪俄罗斯城市的发展是两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亚次大陆此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考古局局长由英国人担任。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英国 J.H.马歇尔在哈拉帕城址和摩亨佐达罗城址的发掘。发掘证明，这两处古城是“印度河文明”的两个中心，其年代可以上溯到前第 2 千年的前半期，这里不仅已有冶铸青铜的技术，而且还出现了文字，从而纠正了吠陀时代以前的印度完全处在史前时代的错误结论。马歇尔还发掘了历史时代呾叉始罗等处的佛教遗迹，但发掘工作的水平不高。到 1943 年惠勒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以后，印度考古学的面貌才有新的变化。

中国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始的，而且很快就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首先是 1927 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共同发掘北京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9 年裴文中在该遗址发现了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其次是从 1928 年开始，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等在河南省安阳发掘殷墟，证明这里是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宫殿址和王陵出土的大量文物说明，前第 2 千年后期的商殷文化已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在这以前，瑞典人安特生于 1921 年在河南省渑池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接着又在甘肃和青海发掘了许多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他所推定的年代序列，在 40 年代为中国学者所纠正。1928 年，中国学者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县的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931年梁思永发掘安阳后冈遗址，从地层关系判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年代先后序列。于是，黄河流域史前时代文化和历史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轮廓得到了初步的究明，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端绪。

日本考古学发端于 1877 年，美国人 E.S.莫尔斯（1838～1925）在东京郊区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绳纹文化的遗址大森贝冢。1884 年日本学者在东京弥生町发现弥生文化的陶器，此后的发掘证明弥生文化已有铜器和铁器。在年代序列上，继弥生文化之后的是古坟文化，它属于日本的原史时代。1918 年鸟居龙藏发表题为《有史以前的日本》的著作，对前一时期的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1934 年在奈良县开始对藤原宫遗址进行调查发掘，把田野考古工作的范围扩展到历史时代；1949 年在群马县岩宿发现“无土器时代文化”，又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旧石器时代。为了引进西欧近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滨田耕作曾到伦敦大学向皮特里学习，归国后在京都大学举办考古学讲座，培养了许多新的考古学家。

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曾被看作“黑暗大陆”，没有什么古代文化可言。但在这一时期，不仅法国人在地中海沿岸的突尼斯等地发现了迦太基和罗马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而且在非洲各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步日耶曾在 40 年代对出土的旧石器作过研究，还临摹了南非的岩画。30 年代以来，R.布鲁姆在南非，L.S.B.利基在东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化石，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直系祖先，与之共存的据说有打制的砾石工具，以后称为奥杜韦文化。因此，有人认为东非也许是人类最初的摇篮。

美洲的考古工作也获进一步开展。墨西哥和秘鲁是美洲古代文明的两个中心，最受重视。秘鲁的 J.C.特略发现了查文遗址，发掘工作证明查文文化是秘鲁最早的文明，年代约从公元前 900 到公元 300 年。墨西哥的 A.卡索发现了蒙特阿尔万遗址，它是萨波特克文化的中心，年代约当公元前 600 至公元 600 年。但是这一时期更多的考古工作是由美、英等外国学者做的，他们对墨西哥的马雅文化和奥尔梅克文化等都作过分析和研究。美国学者在美国境内，主要是研究史前时代的印地安文化，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考古发掘与民族志调查（调查现存的印地安人部落）相结合。1926 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福尔瑟姆发现美洲当时所知的最早石器，年代约在前 9000 年至前 8000 年，说明早在中石器时代，北美洲已有人类居住，他们可能是末次冰期以后从亚洲的东北部迁移过来的。

综上所述，由于考古工作在地域上由欧洲、近东扩大到全世界，前一时期以小范围内的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单线演进的人类社会展史体系，已经不适用于全世界这个庞大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必须取代过去的“时期”的概念之原因。这种发展也为建立全球范围的“世界考古学”体系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