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零五年，永州――那一个曾让无数朝臣避之犹恐不及的地方，早早地便打点起它的山水，迎候着一位文化巨子的到来。永州，总是视朝庭的放逐为最仁厚的恩赐，把政坛的残酷倾轧怀柔成温馨的诗文和文化的奇迹。永州此前的存在，似乎仅仅就是为了等待那个人，等待他二十岁插花游街的风流，等待他参予“永贞革新”的迭荡惊险，等待他注定的贬谪与放逐。既然这一切都在冥冥中注定，永州的等待就有足够的耐心。

柳宗元终于子子而来，形单影只，失意得如秋风里飘零的一枚落叶，又被苦雨所浸泡。永州想要的就是他这个样子。只有有足够的苦难，哪怕仅仅是个人的，才会营养诗人之精神。如蚕之成茧，才能抽出美丽的丝，灿烂成锦绣华衣。

永州的准备是充分的，甚至是刻意的。此前也从天子脚下的三秦之地，梦游似地来过几个失魂落魄的逐臣。他们的魂魄被粉碎在朝堂上，丝丝缕缕地飘零在万里投荒的路上，带来的只是一具空空的肉身。永州虽然怜悯这样的人，收容这样的人，但他们已不属于永州。毒恶的瘴疡薰盲了他们的眼，更腐蚀了他们的心。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然而此前都毫无意义，如珠含在蚌中，玉匿于石内。西山的特异，要经过这姓柳的指点，才独放异彩。小石潭的悄怆幽邃，定要这姓柳的感受，才别具一格。换言之，永州是柳宗元的永州。这也是一种命定。

柳宗元也曾魂飞魄散过，但永州早就准备了山水的幡，在他一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中为他招魂，把他的精气神重新聚敛、锤炼。他也曾因仅推行146天即告失败的“永贞革新”的剧痛而失明，但山水之药时光之引，足以使他重见光明。

柳宗元终于绝望地一步步捱到永州，虚弱得如同一只断了翅的鸟。其实，他本就是皇上笼子里把玩的一只鸟。当他踏上永州这块土地时，那一刻，他似乎感到踏入了地狱之门，他恐怖得如同闭着眼从悬崖上纵身而下。悬崖深不可测。可是，当他睁开眼时，他并未如预期的粉身碎骨。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想到，既然不死，就得活下去。逐臣就逐臣吧，此前有，此后也必将有。痛定思痛，他开始变得平静。

永州奇异的山水唤醒了他沉眠的山水心性。寄情山水，是中国文人失意时医治内伤的一道良药。不这样又如何呢?司马是官而又无实际权柄，何况还有朝庭鹰犬左近窥伺。

他游西山，穷其高而止。登高远眺，千里极目,气象万千。人生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番景象的。

他振作起来。他利用手中那个小小的贬谪官职，挖了井，办起了学堂，修建了庙宇，尽“食君之禄”的本分，凡事都本着一个文化人的道德良心。在办完所谓的公事后，他“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无幽不至。

寄情山水，本意是逃避，但慢慢地，心灵在与山水接触、碰撞中,便有了一种微妙的感应。他忽然觉得，西山的卓尔不群，荒丘的超尘脱俗，小石潭的遗世独立，宛然便是自己的缩影。山水的游览，其实是在赏玩自己，解读自己。于是，自己融入山水，山水抒发情怀。

古之文人，把入仕做官视为正途。封爵拜相，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便成了他们人生的最高追求。这也没有什么错，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便是用世的功利。而诗词文章，不过是进入仕途的一纸通行证，用以点缀官宦人生的花絮。有意思的是，真正传世的大多不是他们引以自豪的政绩官声，恰恰是他们无意为之的诗词文章。老天爷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恶作剧，似乎弄得过火了一些。

柳宗元四十一岁贬到永州，一呆便是九年。他完成了《永州八记》的创作。从时间上算起来，他差不多每三天才写一两个字。他写得很谨慎、很持重，很有耐性，像在雕琢一件绝世精品。今天读来，即使用字字珠玑形容它也一点都不过分。在《永州八记》的各个篇什中，唐文的风范，表现得酣畅淋漓。他的政治主张被宫庭权谋所扼杀，而他的文学主张却得到了意外的融通。

感谢永州，刻意地收留了一位文化巨子，使唐代散文不至于因为只有韩愈而成为绝响，有所缺失。感谢那场放逐，霆雨一样浸润了《永州八记》，得以在永州的山水间发芽开花，圆润成一个民族的果实，在历史的枝桠上永垂不朽，凝成经典。

一个民族，一个朝代，她需要无数有为的政治家，也需要有如晨星般灿烂的文学家。没有清明政治的社会是可悲的，而没有经典文化的社会则更为可怜。

永州，成全了柳宗元;柳宗元，美丽了永州。

作者：曾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