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奠基   湖湘文化可以上溯至屈原、贾谊的先秦、大汉时代，但其真正成型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则是宋代才有的事情。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湖南书院功不可没。洞庭湖以南，自古为“三苗之地”。到唐代，虽然经济文化已经得到发展，但习惯上仍被中原视作“南蛮”之区，朝廷也将其作为罪臣贬谪之所。元结、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裴休、李泌等都曾泛迹湖湘，流风所被，文风渐兴，文明日开。然而，所有这些仍然难摘象征落后的“荆蛮”帽子。北宋书院的兴起，尤其是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石鼓起到了引领全国书院发展的表率作用，使湖湘士人获得了文化的自信，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初天下四大书院，湖南拥有两所，可见其影响之大，它说明南蛮、荆蛮这一文化落后的概念由于书院的兴起而得到了改变，诚如王禹偁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所说：“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甩掉文化落后帽子的湖湘欲与儒家圣人孔孟的故乡试比高，这是何等气派！更有甚者，自此以后，“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心”，书院的发展促成了湖湘坚持兴学的社会风气和与礼乐之邦洙泗、邹鲁一比高下的自信与自豪。这种社会风气和心理机制，正是湖湘文化得以形成于宋代的重要原因，更是它日后获得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湖南书院与湖湘学统构建对湖湘学统首次作清晰而全面描述的是晚宋大儒真德秀。宋宁宗嘉定末年至理宗绍定初（约1224～1228），真德秀曾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据记载，其在任期之内，曾令湘乡知县徐质夫建涟溪书院，并题其堂曰“春风”；曾到岳麓书院主持祭典，修复州学，发布《潭州劝学文》《潭州示学者说》，以推动湖湘学术与书院的交融与发展。就是在《劝学文》中，他明确提出了湖湘学统的问题。在真德秀看来，南宋后期盛于全国的湖湘学派，考其学术源流，则由前期的周敦颐（元公），中经胡安国（文定公）、胡寅（致堂）、胡宏（五峰）父子，近则张栻（宣公）、朱熹（文公），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统。在这个学统中，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河洛，有开祖之目；胡氏父子设教衡岳，对湖湘后学多启导之功；张栻、朱熹二先生则阐明理义，集诸老大成，更被推为学派的旗帜，其著作“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被抬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三、湖南书院与湖湘人才培育湖湘文化在称盛于宋元之后，有过一个比较长的积累性过渡期，到清代嘉庆年间，当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挂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之时，才宣告一个新的大繁荣时期的到来。所谓“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中兴将相，十九湖湘”；“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及至晚清，湖南书院教育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等为代表的湖湘经世致用人才的崛起。